腳踏實地實現夢想的生死學大師─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
(Elisabeth Kübler-Ross 1926.7.8-2004.8.24)


by林衡哲

這位1969年出版劃時代的名著：「論死亡和臨終」的生死學大師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以下簡稱羅斯)，於1926年7月8日出生於瑞士蘇黎士，而於2004年8月24日逝世在美國亞里桑納州的Scottsdale。她的一生多彩多姿，從精神醫學出發，到成為舉世聞名的生死學大師，曾出版過20多本書，獲得20多個榮譽博士學位，她在世界各地大學和醫學院教過125,000學生有關「生死學」方面的課程，而1970年她在哈佛大學的英格索講座(Ingersoll Lectures)，以「生死學」為題探討人類的不朽性更是轟動一時。她在去世後三年2007年被列名進入「國家女性名人殿堂」中，成為不朽的名人。


生平與教育

1926年7月8日羅斯出生於山明水秀的瑞士第一大城蘇黎世，一個平凡幸福的小家庭，上有一個哥哥，因此她的父母原本期待生一個漂亮的小女孩，想不到一舉生下三胞胎，她是三胞胎中的大姊，她的妹妹艾莉卡(Erica)只比她晚15分鐘出生，老三伊娃(Eva)又比老二晚出生幾分鐘而已，她們的出生，是當時轟動全城的大事。


他們的家庭是典型的瑞士新教的基督教家庭，但是羅斯卻強烈排斥學校的宗教課程，因為她無法認同表裡不一，經常莫名其妙就毒打學生的冷血牧師。例如有一次，她妹妹在課堂上被點名背誦經文，剛好鄰座的同學咳嗽，牧師認為她們作弊，就猛抓二個小女生的頭髮，互相撞擊頭殼。當時大家都嚇呆了！這時勇敢的羅斯，為了阻止牧師的粗暴行為，竟把她手中的書扔向牧師，並義正嚴詞地指責他，也因此她差點遭受學校嚴厲的處分。幸好經過協調後，僅以退出該課程做為懲罰，而這正是她求之不得之事。雖然學校的宗教教育不能滿足她，她卻由瑞士湖光山色的大自然的環境中，認識了創造宇宙的上帝，並感受到造物主的慈愛，接納和安慰，使她在勇敢不畏強權的性格裡，還在內心深處充滿了上帝的憐憫心腸。


她們三胞胎外型並沒有顯著的不同，但從小羅斯就展現與二位妹妹不一樣的個性。她也痛惡身為三胞胎之一，因為幾乎沒有「我」的存在，父母給她們一樣的打扮；老師給她們一樣的分數；連長相都幾乎一模一樣，難以分辨，直有一次生病住院的經驗，那時大病初癒，父親送她一個夢寐以求的黑色娃娃，和她兩位妹妹的白色娃娃不同，羅斯生平第一次感受到有完全屬於「自己」的東西，「我」是和別人不同的，是寶貴而獨立的個體。


因為小時候生病的經驗，加上在高中時讀了史懷哲醫師到非洲行醫的傳記，促使她立志成為一位濟世救人的醫師，跟隨史懷哲的腳步；但是她父親並不希望她成為醫師，他希望她乖乖地成為他的秘書，幫忙他的家庭事業，因此差一點引起了家庭革命，她寧可離家替人幫傭也不屈服的態度，終於讓父親態度軟化，才有機會進入醫院擔任檢驗員的工作。但是父親看到她日後行醫的成就，他也以女兒為榮。那時有媒體訪問羅斯時，她說：「在瑞士我受教育的基本信條是─工作、工作、工作，只要你工作，你才是有價值的人，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念，一半工作，一半跳舞，這才是正確的生活態度，我自己就是工作過多，而跳舞與遊戲太少的犧牲品。」


無疆界的愛


羅斯因為天生愛冒險的個性，加上勇於面對挑戰，並深具悲天憫人的她，在二次大戰期間，她又先斬後奏地，自動參加蘇黎士的「國際和平志願工作團」，到滿目瘡痍的歐洲戰地服務，再度惹得父親勃然大怒，但當時誰也阻擋不了她那天生的使命感，她甚至跑到危險的波蘭馬達奈克(Majdanek)集中營去服務，她在那裡救助被納粹蹂躪的波蘭百姓時，她當過水泥匠興建學校；在鄉間的小診所裡，她幫忙醫治、接生和手術。在一個夜闌人靜的深夜，有位波蘭農婦抱著她奄奄一息的孩子上門求助，這孩子的所有兄姐全死在集中營裡，這是她唯一倖存的小兒子。因孩子命在旦夕；羅斯被這位母親偉大的母愛所感動，她就帶著她們連夜趕路走到城市的大醫院求診，結果卻因醫院人滿為患，被拒收入院。於是羅斯憤怒地告訴那位醫師：「我是一個瑞士人，卻願意千里迢迢來幫助你們，但你們波蘭人卻對自己的同胞見死不救，更何況是對一個從集中營裡生還的小孩。」結果，醫師被羅斯的話所感動，便收留了那孩子，並在三週後醫好了他。後來，那位母親送她一把蒙神父祝福過的波蘭泥土(像當年要出國的蕭邦一樣，帶一把波蘭泥土)，來感謝留念。


雖然她也痛恨納粹德國的殘暴行為，但卻悲憫他們後來成為戰俘的悲哀。一位曾經遭受納粹暴行的少女告訴羅斯：「仇恨中沒有和平。」但現在羅斯願意以「愛」和「寬恕」對待納粹黨員。因此最後羅斯獲得啟示：「唯有無私的愛才能撫平人們身心的傷痛。」


在違抗父命，完成海外服務的夢想後，她回歸現實，全力準備醫學院的考試，皇天不負苦心人，她終於考上蘇黎士大學醫學院就讀，而在1957年31歲那一年以優秀的成績畢業於醫學院，並順利通過國家醫師考試成為一位醫師，完成年輕時代的美夢。


1958年也就是畢業後第二年，她與來自美國的醫學院同學曼尼‧羅斯(Manny Ross)結婚，並且搬到美國定居，她本來在小兒科做駐院醫生，但因懷孕而無法待在小兒科服務，因此只好轉去精神科做駐院醫生，她有過四次流產的經驗，最後她才在1960年代初生下一個寶貝兒子肯奈斯(Kenneth)和一個寶貝女兒芭芭拉(Barbara)，兒子後來成為出色的旅遊攝影師，曾和媽媽合作出書，1979年羅斯53歲那一年丈夫要求離婚，因此晚年她完全奉獻在闡揚她的「生死學」的事業上。


1958年婚後搬來美國之後，她先在紐約進修，不久她開始執業看精神病人，那時她為醫院對臨終病人的不人道行為感到震驚，於是她開始做了一連串有關「臨終病人」的演講，強迫醫學院學生勇敢面對臨終病人的問題，而不要逃避。


1962年她到科羅拉多大學醫學院進修，並在1963年獲精神專科的執照，並在1965年搬到芝加哥，成為芝加哥大學普利茲克(Pritzker)醫學院的講師，在這裡她訪問無數的臨終病人，並發展出「生死學」的理論基礎，而她的理論則是毁譽參半，有時候她也會對傳統的精神醫學的治療方式提出批評，好學的她，在芝加哥接受39個月的古典心理分析的訓練。


此後她成為有深厚學術素養的精神科專業醫生，她經常坐在癌症或面對死亡威脅的病患身旁，請聽他們心中最真實的聲音，並且鼓舞他們走出封閉的自我，勇敢向別人分享心路歷程，這在當時，是突破傳統醫病關係、改善僵硬醫療體制的積極作法，而且當時的醫師很少有人這麼做。結果，她的做法招致不少醫師的反感，甚至限制羅斯接近他們的病人。因為當時許多醫師，都盡量避免提及和死亡相關的任何事情，這卻又是每位醫療人員、病患、家屬所要面對的問題，於是她開始蒐集資料，尋找適合的個案；縱使遭受同事排斥，仍然堅持不懈。她認為設身處地為病患著想，才會知道什麼是他們的需求：聆聽臨終病患的心聲，才會領悟生命的可貴。


提出「悲傷五個階段」的理論


她把有關「協助面對生死」和「臨終關懷」的多年研究心得，在1969年43歲那一年出版了「論死亡和臨終關懷」一書，此書一推出，便轟動一時。有29種語言的翻譯本，立刻成為「生死學」方面的經典著作，在此書中她提出了現在已舉世聞名的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的「悲傷五個階段」的理論，這五個階段是：一、否認的階段，二、憤怒的階段，三、討價還價階段，四、沮喪階段，五、接受階段。一般而言，臨終病人都會經驗這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的理論已經被普遍採用做臨終病人家屬的參考，對醫療之工作者的評估、分辨病患與家屬情緒反應時，助益非凡。


羅斯鼓勵「安寧照護運動」，但是反對「安樂死運動」，因為她認為安樂死使人無法完成他們未完成的任務。


晚年創辦「和平之家」和「愛滋病兒童安寧療養院」

1977年在加州聖地牙哥附近的Escondido，創辦了「和平之家」(Shanti Nilaya)，這是專門為聯絡病人和他們的家屬而設的醫療中心，同時她也成為「美國整體醫療醫學會」共同創會會長。


70年代後期羅斯開始對超越身體的經驗發生興趣，甚至想透過靈媒與死者接觸，這點差一點讓她被Jay Barham的媒體所騙。也許羅斯認為基督教也有靈魂轉世的觀念。


羅斯一生最大的願望之一，為愛滋病的兒童創建一所「安寧醫院」，給這些不幸的孩子最後一個家，可以讓他們在此安然地過世，她這個計畫頗受英國安寧療護之母的西西里‧桑德絲醫生(Dame Cicely Saunders 1918-2005)的支持與鼓勵，於是1985年她在維吉尼亞州Headwater鎮買了300英畝的地，實現她這個多年的夢想：「愛滋病兒童安寧療養院」，但是保守的附近維州居民，害怕愛滋病的傳染，拒絕羅斯的要求，結果在1994年她不但失去了她的房子，也失去了她所有的財物，以及他為愛滋病童所建的夢想之家，那些反對愛滋病童住在附近的當地居民，縱火燒毀了她的整棟建築物。


1995年她開始遭遇一連串的中風，致使她產生身體左邊有麻痺的現象，晚年她搬到亞里桑那州她兒子肯奈斯家附近，二位可愛的小孫子經常來看她，那是她晚年最快樂的時光，2002年「亞里桑那共和報」訪問她時，她說：「我已經隨時準備去見上帝。」2004年羅斯平靜地去世在亞里桑那州的Scottsdale，走完她多采多姿的一生，她的兒女孫子都隨伺在側，看她心安理得地破繭而出，讓她的靈魂飛向天國而去。最後他安葬在「天堂紀念花園墓地」，他鄉變故鄉羅斯並沒有回去她出生地的瑞士人間天堂。


羅斯重要著作

(1)「死亡與臨終醫療」(1969)
(2)「死亡─成長的最後階段。」(1974)
(3)「活到我們說再見的時刻。」(1978)
(4)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自傳，和Derek Gill合撰(1982)
(5)記住秘密(1981)
(6)論兒童與死亡(1985)
(7)愛滋病：最後的挑戰。(1988)
(8)論死後的生命。(1991)
(9)死亡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1995)
(10)愛情雙翼的展開。(1996)


羅斯語錄

(1) 如果您生命中的每一天，您都活得很好，那麼您就無須恐懼死亡。
(2) 學習與自己內在的沉默溝通，然後您就會發現我們這一生所發生的每件事，都是有目的的。
(3) 只有當我們真正了解到在地球上的時間是有限的，而我們也無法預知何時我們必須出場，我們才會把握每一天的生命，認真地活出生命，彷彿今天是生命中的最後一天。
(4) 我們大家必須學到的最後一課是：無條件的愛，這不但包括要愛別人，也包括要愛您自己。
(5) 死亡並不可怕，它很可能是您一生中最美妙的經驗，最重要的是您這一生是怎麼活的。
(6) 您不必到印度或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去尋求和平，事實上在您房間或花園或甚至您的浴室，都可以發現內心深處的和平。

菲律賓國父─何塞‧黎剎(Jose Rizal，1861-1896)

by林衡哲


文藝復興型的和平主義者

黎剎是一位專業的優秀眼科醫師，同時也是文藝復興型的人物，他是亞洲第一位主張和平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在這方面，印度的甘地(1869-1948)和台灣的蔣渭水(1891-1931)都是他的精神後裔；至於生在同一時代的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1866-1925)，則是主張武力革命的先驅，在這方面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是他的精神信徒。

在亞洲近代四位革命家中─黎剎、甘地、蔣渭水和孫中山以黎剎的才氣最高，他精通十幾種語言，他不但是眼科醫師，他也是小說家、詩人、畫家、雕刻家、擊劍高手、演說家、科學家和教育家等，雖然只活了短短的35年，由於他的善於分配時間，他在每一項專長領域都有傑出的表現，孫中山的九次革命起義武器都是槍、礮和子彈，而黎剎的革命武器則是他的詩和二部小說。


在這四位亞洲偉大的革命家中，以黎剎死的最悲烈，充滿了先知與悲劇英雄的形象，他從容赴義，為祖國而壯烈犧牲，在去世前數天，寫下了人類史上最動人的愛國史詩：「別了，我的祖國」。他35歲就死在西班牙統治者的槍桿下，他用思想啟蒙、小說與詩，所播下的革命種子，終於在犧牲後二年，獲得了歷史性的成果，結束西班牙三百多年的獨裁統治。


出身於富裕家族


何塞‧黎剎在1861年6月19日一個充滿月光、浪漫氣氛的夜晚出生於菲律賓拉古那省湖邊小鎮卡蘭巴(Calamba)，因為出生時他的頭太大了，母親差一點難產而死，出生三天之後，他在天主教堂受洗，主持受洗的神父叫科蘭堤斯(Rufino Collantes)，並由黎剎家的好友兼同鄉卡薩納斯(Pedro Casanas)擔任教父。何塞(Jose)的名字，是他母親取的，因為她很崇拜基督教聖人聖約瑟夫(St. Joseph)，在受洗時，科蘭堤斯神父告訴他家人說：「好好照顧這個小孩，有一天他會成為偉大人物」，果然他的話成為先知式的預言。


黎剎的父母


黎剎父母共生了11個小孩，二男九女，他排行老七，他唯一的哥哥帕西阿諾(Paciano，1951-1930)排行老二，是黎剎的知音，他弟弟被槍斃之後，他參加菲律賓的革命運動，並成為英勇的將軍，革命成功之後，他在伯諾斯市(Los Baños)退休經營農場，活到七十九歲才去世。


黎剎父親法蘭西斯哥‧麥凱洛‧黎剎(Francisco Mercado Rizal，1818-1898)出生於1818年5月11日拉古納省的卑南城(Biñan)，他曾到馬尼拉的聖荷西學院學習拉丁文和哲學，他的雙親去世後，他搬到科蘭巴去當佃農，他是一位能吃苦耐勞的強壯而具有獨立思考的人，他話不多但行動積極，他不但身體強壯而且具有英勇的精神，1891年1月5日80歲那一年在馬尼拉去世。黎剎在他學生時代的回憶錄中，暱稱他父親為「模範父親的典範」。


黎剎母親羅娜‧蒂歐羅拉(Dona Teodora，1826-1911)在1826年11月8日出生於馬尼拉，她在著名的聖塔羅莎女子學院受教育，她是一位非凡的女性，擁有精緻文化的教養、文學的才華和經商的能力，同時也俱備司巴達女性的剛毅個性，黎剎提到他母親時總是充滿了愛意：「我的母親是一位超凡脫俗的女性，他熱愛文學而且西班牙話也說得比我好，她會改正我的詩句，而且我研究修辭學時，她會給我很好的教導，同時她也是一位數學家並且博覽群書。」他母親在1911年8月16日以八五高齡去世於馬尼拉。


黎剎的祖先


像一般的菲律賓人一樣，黎剎也是典型的混血兒，在他身上流著西方人和東方人的血統，他有菲律賓土著、印尼人、馬來人以及中國人、日本人和西班牙人的混合血統，他的基因中以馬來血統最濃。


少年時代的黎剎


體弱多病的黎剎，還不到四歲時，就能以母語塔加拉文(Tagalog)和西班文寫下文句和詩。他在父母親藏有超過千冊的大圖書館裡，發現另一片天地，而且他對當地的植物和動物培養出終身的興趣，也迷上了寫生和用黏土或木材作模型。


7歲時，黎剎已經學會母親和一個家庭教師的所有知識，因此他被送到卡蘭巴的學校去上課，沒想到卻在幾個星期之後老師為難地告訴他雙親，學校已無法滿足這個孩子的求知欲。只好送他到距離故鄉八哩遠的小鎮比南(Binan)一間更有挑戰性的學校，這時他對語言的熱愛開始萌芽。他用塔加拉母語寫的詩愈來愈多，還寫了一齣受到大家喜愛的小型喜劇。


他9歲時，便寫了一首頗具革命意味的詩，描述正式承認塔加拉語的必要：「我們的母語像其他語言一樣，有自己的字母和文字；但這些，就像小湖上的船，在季風的肆虐下，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夜裡，早已遇難。」他大膽的文字表現出超齡的成熟，也流露出他將以激起菲律賓人的尊嚴，作為一生的職志。


10歲時，因母親的遭受迫害，更堅定他對抗西班牙人的決心。他母親遭到莫須有的指控，說她企圖毒害她堂弟的妻子。在沒有證據和正式審訊下，就被監禁在省會聖塔克魯斯長達二年半之久，西班牙的教士只是要羞辱這位受過高等教育又廣受敬重的菲律賓人罷了。


11歲時另一件更大的社會悲劇，使得教會開始對黎剎家族起了戒心。1872年1月20日，卡維特島上大約有二百名菲律賓人發動攻擊，殺死數名西班牙軍人。於是西班牙當局誣告教唆者為三名菲律賓教士─伯戈斯神父(José Burgos)、哥米茲神父(Mariano Gomez)和查摩拉神父(Jacinto Zamora)。結果他們三位在盧尼塔(Luneta)遭到斬首的命運。其中伯戈斯神父是黎剎哥哥的老師兼密友，黎剎時常聽到他們二人高談闊論國家改革之必要性。


這段不幸的插曲，對這個家庭有很深的影響。為了保護年幼的黎剎不受當局可能的報復，家人送他到當時菲律賓最有名的學校：馬尼拉的阿庭諾市立學校(Ateneo Municipal)就讀，這時才十一歲的黎剎，不到一個月，就成為班上的領袖(有點像台北醫校時代的蔣渭水)。雖然個子矮小像拿破崙，但每個人都稱他為「皇帝」，黎剎傳作者寇提斯(Austin Coates)說：「似乎任何事都難不倒他，他的天分大部分展現在學業、寫詩、繪畫和雕塑上，而且每一樣都很擅長，因為他精通時間管理的藝術。」15歲時，黎剎以最高榮譽及成績取得文學士學位，此項紀錄至今仍未被這間學校的學生超越過。畢業時他寫道：「再見了，生命中美好又難以忘懷的歲月！再會了，遠去的童年！」


聖多湯瑪斯大學時代(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聖多湯瑪斯大學成立於1611年，是當時亞洲最高學府之一，也是亞洲第一個大學，比美國哈佛還要早。但是本身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親，卻強烈反對黎剎繼續進修，因為她知道她兒子代表西班牙當局最痛恨、最恐懼的人物─有能力有自尊的菲律賓人。於是她哀求說：「不要送他到大學！他已經知道得夠多了。如果繼續求學，只會讓他死於非命。」因為她不願意她的愛兒，像她一樣忍受牢獄之災。但是黎剎強烈的求知欲，不顧母親的反對，在哥哥和爸爸暗中幫助下，於1877年6月進入聖多瑪斯大學，起先他就讀文學院研究哲學和文學，但是第二年當他知道母親的眼睛將會瞎掉時，他就轉到醫學院去準備專攻眼科，以便日後，能夠救助他心愛的母親。


大學時代的黎剎，不但有時間與美麗的姑娘談戀愛，在繁忙的醫學課程外，他每星期都會把時間分配給各個學習科目，並排出時間創作詩歌、雕塑、素描，並從事文學及他隸屬的社團活動。他可以說是身體力行的時間管理大師。


由於他總是毫無忌諱地談論國家大事，所以常被保守的大學教授批評，這些教授告訴他，菲律賓人只有家鄉而沒有所謂的「祖國」，西班牙人才有「祖國」。然而，對自己的想法：菲律賓人的祖國就是菲律賓(這點與當年蔣渭水認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一樣)，仍然堅持不懈。


18歲時，他的詩歌(獻給菲律賓青年)在「馬尼拉文藝學會」所主辦的公開競賽中，獲得冠軍。在這篇詩歌中，他寫到所有菲律賓青年都是「祖國最美麗的希望」，這是菲律賓史上首次有人公開表白「菲律賓是獨立的國家」，她有別於西班牙。


19歲時，他的寓言小說《眾神的會議》又獲第一名，但當西班牙獲知得獎者是菲律賓人時，將黎剎由第一名降為第二名(這點類似江文也在日本參加音樂比賽老是得第二名一樣)。同年他的輕歌劇《巴西格河邊上》在阿庭諾劇院公演，也頗獲成功。


20歲時，他為國家盟友皇家經濟學會百年紀念設計的蠟像，獲選為首獎，而且他對雕塑的興趣，也從未減少過。


因表現傑出，不得不流亡西班牙


讀完醫科四年的課程後(成績中上)，他決心到西班牙深造，因為他再也無法忍受學校當局的種族歧視和敵視的態度，於是在1882年5月，這位神童變成一個流浪青年，他帶著哥哥和叔叔給的錢和一本表哥的護照，祕密地從菲律賓偷渡到歐洲。21歲的黎剎，於1882年11月3日，進入馬德里中央大學，除了醫學之外，他也同時選修哲學和文學，並且在繁忙的正式課程之外，他也同時在聖‧佛蘭多(San Fernando)藝術學院研究繪畫和雕刻，也邀請私人家教來教他法文、德文和英文，並且熱心地學起劍術和射擊，他對音樂的知識也求知若渴，並不時去參觀美術館和藝廊，廣泛閱讀形形色色的讀物，包括軍事工程也在他研究範圍內，他為什麼要這麼做，表面上他來歐洲是要取得醫學學位，事實上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祕密任務」(Secret Mission)：仔細觀察歐洲各國的政府、法律、文化、語言與風俗習慣、工商發展，以便日後把菲律賓從西班牙暴政解放出來後，重大的建國工作打下基礎。


他在馬德里中央大學的三年中，過著司巴達式的生活，常參加菲律賓同學的聚會，在咖啡廳與來自古巴、墨西哥和阿根廷各國的留學生互相交流，他不會把錢花在賭博、喝酒和女人上，除必要的食衣住外，他偶而會買彩券試運氣，但對買書卻很大方，他從舊書店買了不少好書，並建立一間小型的圖書館，他大量的閱讀，看過聖經、美國總統列傳、服爾泰、荷拉西全集、文藝復興史和法國革命史等，但影響他最大的二本書是史篤姆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和尤金蘇(Eugene Sue)的「流浪的猶太人」，這二部書激起他對受壓迫的不幸民族的同情，包括他所屬的菲律賓人。


1884年6月24日，因家裡困難哥哥沒寄錢過來，黎剎破產了，那天早上他沒錢吃早餐，餓著肚子到大學上課，並參加希臘文比賽贏得冠軍，同一天晚上他終於吃到晚餐，因為在馬德里一項國家競賽中，他受邀代表兩位得獎的菲律賓藝術家魯納(Juan Luna)和希達哥(Felix Hidalgo)，在著名的英格里餐廳，發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講。他在這篇演說中提到：「對菲律賓而言，一個重要的時刻即將來臨，菲律賓人和西班牙人一樣優秀，西班牙皇室應該改變對待亞洲殖民地的方式。改革的主要敵人並不是當時經歷重大革命的西班牙，而是那些讓菲律賓政治和經濟陷入癱瘓的天主教教士。」


有史以來，這是海外菲律賓人最具煽動性的公開演說，在西班牙和菲律賓都廣為流傳，黎剎也無形中成為流亡菲律賓人最具權威的發言人。這時，他開始創作西班牙小說《別碰我》(Noli me Tangere)，措辭強烈地揭露天主教修士的邪惡統治，其影響力和史篤姆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不相上下。


完成醫學博士學位和完成第一部小說創作


1885年，黎剎得到醫學博士學位、哲學及文學的學士學位。他寫信回家時說：「我終於成為醫生了。」接著他到巴黎跟眼部手術的創始者狄‧衛克博士(Louis Wecker)學習6個月後，他認為：「我已經了解如何進行所有的手術了。」之後，他再前往先進眼科研究重鎮─德國海德堡，與來自維也納的貝克教授(Prof. Otto Becker)，參與不少專案的研究，並獲第二個眼科醫學博士，也學會先進的眼部開刀手術。然後再到柏林深造，在鼎鼎大名的病理學大師魯道夫‧柏爾喬(Rudolf Virchow，1821-1902)的推薦下，他成為柏林著名的「社會人類學術研究社」的會員，依慣例，他在1887年4月以德語在協會發表了：「塔加拉語的結構和拼字法」，這對一個尚未在醫學上有重要貢獻的年輕亞裔博士而言，是一項不可多得的殊榮。


1887年2月21日，26歲的黎剎在柏林完成他的第一部西班牙文小說《別踫我》，他那時窮得連吃飯的錢都沒有，幸好1886年聖誕節他的好友Dr. Maximo Viola從天而降適時扮演了聖誕老公公的角色，不但借錢給他渡過難關，還花了三百披索，在3月21日出版了二千本《別踫我》，他把這部63章的小說獻給我的祖國─菲律賓同胞。


在故鄉開業6個月


此書出版數個月後，他結束了五年的歐洲留學生涯，於1887年8月8日由馬賽經海路回到他日夜思念的故鄉卡蘭巴，他馬上在當地成立了診所。他的第一個病人就是他的母親，可惜她的白內障尚未成熟，以致無法立刻開刀。他被稱為「德國醫生」，為一群認為復原無望的病人進行手術，並成功地讓他們重見光明，由於醫術高明，生意興隆，到了1888年2月他每月有5千披索的高收入。他用開業所得為年輕人開了一家體育館，把歐洲的現代運動介紹到菲律賓，以運動、劍術和射擊取代鬥雞和賭博的不良習俗。當他不看病時，就素描、畫畫、雕塑和寫作與翻譯，但是他的小說《別碰我》引起了極大的爭論，最後變成了禁書，而他本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脅，為了家人和朋友的安全，以及在國外寫文章也許會發揮更大的效果，黎剎只在故鄉呆了六個月，不得已在1888年2月3日再度出國流亡。


到倫敦研究「菲律賓島史」


他來倫敦住了10個月(1888年5月〜1889年3月)，他來此的目的有三個：(1)增強他的英語能力。(2)到大英博物館研究莫嘉(Morga)所寫的「菲律賓島史」。(3)倫敦是對抗西班牙獨裁政權的避難所。


他在倫敦的最大成就是重新編註莫嘉的在1609年出版的「菲律賓島史」，他不但細讀此書，並博覽所有早期的菲律賓歷史，他認為莫嘉的書寫得很棒而且簡單明瞭，他是一位有現代學者素養的探險家，他的文筆忠肯，不會浮誇，每一個菲律賓都應該從此書去瞭解自己國家的歷史。這部由前任最高法院法官兼代理總督，所寫的書中提出有力的證據，證明島上的原住民在西班牙人到達前，就已建立了相當有價值的文明。


當他正在大英博物館埋頭苦讀之際，巴塞隆納的菲律賓人在1888年12月31日成立「團結連盟」，並在1889年2月15日創刊雙週刊「團結報」，黎剎被公推為「團結連盟」的榮譽主席，並開始為「團結報」寫出最叫座的專欄。在一篇最先見之明的論文〈下一世紀的菲律賓〉中，他就日益高漲的民族意識提出預警。論文結尾他提出迫切的呼籲：「西班牙！難道有一天我們必須對菲律賓說，妳對她的痛苦置之不理，如果她要獲救，必須全憑一己之力嗎？」這是有史以來首次，黎剎預言菲律賓未來脫離西班牙的可能性；同時他又鼓吹菲律賓在西班牙國會應有代表權。由菲律賓教士取代西班牙教士，創建非宗教性的公立教育體系、集會及言論自由、菲律賓和西班牙人的平等地位等重要議題。


開始創作第二部小說：「革命黨人」


1889年3月19日他帶著無數美好的回憶，告別他的倫敦情人Gertrude Beckett，第二度來到即將在5月6日舉行「世界博覽會」的花都巴黎，後來因為巴黎生活費太高，並想避開社交生活，專心創作他的第二部小說：「革命黨人」(Elfilibusterism)，他在1890年1月28日搬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去。在巴黎的10個月，他最大的成就是在1889年冬出版莫嘉的「菲律賓島史」註解版，並在短期內組織三個旅法菲律賓人的社團：Kidlat Club、The Indios Bravos和The R. D. L. M.。「Kidlat」泰格勒是「閃電」，主要是「世博會」期間的社交團體，第二個團體「勇敢的印地安人」是在「世博會」中北美的印地安人以自己的文化傳統為傲，因此黎剎也希望菲律賓人增加自己的智識與體力，讓外國人看得起我們。而R. D. L. M. Society則是「馬來文化復興」之意，促進菲律賓人在科學、藝術和文學各方面的進步，類似蔣渭水當年的「台灣文化協會」。


1890年1月28日他離開花都巴黎，抵達布魯塞爾過最簡樸的生活，專心投入第二部小說的寫作，並替「團結報」寫了不少文章，這時故鄉傳來了壞消息，他的家人不斷受到西班牙政權的迫害，於是黎剎開始做返國的準備，他不能忍受他在布魯塞爾寫書而家人和親戚卻因為他的言論而受到迫害，這時他創作一首詩：「給我的繆司」(To my Muse)，表白他這段期間他內心的痛苦與掙扎。


1890年8月他由比利時到馬德里，想透過法律途徑替他家人和故鄉農民伸張正義，但是他找了很多有力人士也沒有用。8月19日他組織的「流亡者宣傳運動」的戰友Jose Panganiban去世了，他寫了一篇偉大的詩悼念他。12月他接到訂婚已11年的故鄉老情人雷諾爾‧魏貝拉(Leonor Rivera)寫信告訴他：「受母親之命，我必須嫁給一位英國人，乞求您的原諒。」這時黎剎的心幾乎要破碎了。再加上他與「團結報」的創辦人畢拉(Del Pilar)意見不合，他在1891年2月他放棄了流亡組織的領導權，同時也退出「宣傳運動」的組織，不再為「團結報」寫文章。


他第一次來馬德里渡過了3年愉快的大學生涯(1882-1885)，但是這次來馬德里他卻經歷了人生最痛苦的6個月(1890-1891)。


他在1887年開始寫的第二部作品，終於在1891年3月29日他離開比爾里茲前夕，完成了「革命黨人」的初稿，最後於1891年9月18日在比利時大學城傑恩特(Ghent)正式出版，那時正是他最窮困的時候，幸好在巴黎的好友班秋拉(Valentin Ventura)適時寄一筆鉅款讓他印書及生活費，否則他差一點想把此書燒掉。此書比第一本書，更有批判的深度，小說的技巧也更成熟。在此書中黎剎暗示，如果民主的改革走頭無路時，武裝革命可能是讓社會轉變的唯一方式，他把此書獻給卡維特起義的三位菲律賓教士。這本被簡稱為《Fili》的小說廣為流傳，使黎剎贏得「菲律賓意識型態之父」的地位，而這二部小說被稱作菲律賓民族主義的聖經。


在香港成為眼科名醫


此書出版後，黎剎這位勇敢的改革者得到一個結論，長期居住國外無法讓他的國家激出改革的火花，因此他宣告：「戰場就在菲律賓」，於是他帶著6百本小說，於1891年10月18日他告別他稱為「自由之土」的歐洲。11月20日他抵香港時，摯友巴沙(Jose Ma. Basa)來迎接他，並且幫忙他設立眼科診所，1891年的聖誕節是黎剎一生中最快樂的聖誕節，因為他的父母親、哥哥、三位姊妹及妹夫都從菲律賓來香港與他團聚，在香港7個月中，他不但成為香港的眼科名醫，而且遠離西班牙當局的迫害，在英國殖民地過著自由快樂的生活，而且他替他母親開刀，讓她重新恢復閱讀與寫作的能力，更證明他醫術的高明。菲律賓眼科名醫奧肯普(Dr. Geminiano Ocampo)說：「如果黎剎專心作眼科醫生的話，相信他會成亞洲最傑出的眼科醫生之一，因為他具備了所有成為理想的眼外科醫生的條件。」


到了1892年5月雖然他在香港過自由自在免於恐懼的生活，並且收入也不錯，但還是下決心返回祖國，理由是(1)想與迪斯普耶(Despujol)總督討論香港殖民地的事情，(2)在馬尼拉成立「菲律賓同盟會」，(3)有人在馬德里攻擊他，說他在香港過安逸的生活，不想回去了。但是黎剎的親友都叫他別回去，他的妹妹千里達說：「您一回來這裡，他們就會馬上殺您。」但是黎剎已經視死如歸，他說：「如果我的死會結束您們大家的痛苦，我會死得很快樂。」於是他寫了二封密封起來的遺書(一封給他的父母兄弟朋友；另一封信給他的菲律賓同胞)。交給他的朋友馬奎斯醫生(Dr. Marques)，就在1892年6月21日啟程返國，6月26日他和妹妹終於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國土地：馬尼拉。


雖然受到政府的監視，他仍在7月3日創立「菲律賓同盟會」(La Liga Filipina)，黎剎在香港已寫了同盟的成立目標：


1、 把菲律賓所有的島都統合成為一體。
2、 彼此互相幫忙與照顧。
3、 反抗任何暴力和不公。
4、 加強教育、農業、商業的改革。
5、 研究改革的方法和技術。


雖然這個組織以團結菲律賓人為目的，他所做的努力是改革性質的，而不是分裂的，但在西班牙總督及天主教教士的眼中，提倡改革即等同於叛亂，於是在成立後的第3天7月6日，他們以誣告他藏非法宣傳品為理由逮捕了他，7月14日就放逐到民達那峨島南部的偏遠小鎮達必丹(Dapita)。


達必丹四年的放逐生涯(1892.7.17-1896.7.31)


隨後的4年13天，他被放逐到世界上最荒蕪的地方之一，他剛到那兒時，寫信告訴他的家人：「這個鎮很悽慘，真的很悽慘。」但是1892年9月21日他意外贏得彩券6千2百坡索之後，他利用這筆錢，買了地，建了房子，並開始成立學校和小醫院，並讓這個貧窮的小鎮，逐漸地現代化起來，因為在阿廷諾時代他學過測量技師，他沒有用政府的錢，就自力替達必丹小鎮建立了乾淨的自來水系統，後來連美國水利工程師卡美隆(Mr. H. F. Cameron)就讚美說：「黎剎在資源那麼少的環境中，創造那麼完美的飲水系統，令人驚嘆。」然後他利用英國病人給他的5百坡索，替達必丹設計了燈光系統，這是菲律賓第一個有燈光系統的城市，連首都馬尼拉到1894年才開始有燈光出現。


他又與Sanchez神父發起美化城市的運動，他開玩笑說：「我要讓達必丹媲美歐洲最美的城市。」結果他果然把市中心的教堂附近做了成功的美化工作。


黎剎本來想在香港成立現代化的學院，但並沒有實現，現在這個理想終於在達必丹實現了，學生最多時有21位，不收學費，以工作代替學費，把歐陸現代化課程引進菲律賓，培養學生愛大自然、愛工作以及培養紳士的風度，是他最大的教育目的。


他有永不停止的求知慾，因此他經常和歐洲知名的社會人類學家、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通信，收集前所未知的植物和動物持續進行科學研究，他發現三種稀有的動物品種：一種蜥蜴(Draco rizali)、一種甲蟲(Apogonia rizali)和一種青蛙(Rhacophorus rizali)，這三種動物均以他的姓氏命名。


同時他也以藝術的創作對抗他的憂鬱症，他完成了不少雕塑精品，包括《普羅米修斯之縛》和《超越死亡的科學勝利》，他為他心儀的一位阿庭諾學院的教授塑像，在1904年美國聖路易博覽會中，贏得金牌獎。


在流亡歲月中除了做農夫、老師、科學家和語言學家(這時他已懂得22種語言)、雕刻家外，他還發明每天製造6千磚塊的方法，並成立「達必丹農民合作社」，以避免中國商人的壟斷。


母親和妹妹曾來達必丹與他同住一年半，她的眼睛被他兒子開刀治好了，於是她回馬尼拉後，要黎剎寫一些新的詩給她欣賞，他重拾舊筆，再寫下他一生詩作的精品：「我的隱退」(Me Retiro)，描述這四年流亡的心情。


當白天的工作結束之後，晚上孤寂的黎剎常會想起他的家人、歐洲的好友，回憶起童年和留歐的快樂時光，已嫁給別人的老情人蕾貝拉在1893年8月28日去世的消息，更增加他內心的空虛感，他需要有人在這孤獨的流亡歲月中，給他打氣，讓他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果然上帝呼應了他的祈求，一位天使般的勇敢少女約瑟芬‧布烈肯(Josephine Bracken)適時跟著她的養父陶孚先生(Mr. Taufer)出現在黎剎眼前，這位18歲長得很甜美、個性優雅活潑的愛爾蘭裔少女，1876年10月3日出生在香港，母親因難產而去世，因此富有的陶孚先生認養了她，陶孚在香港時曾是黎剎的病人，現在因眼睛全盲沒有人可以治癒他而帶著養女千里迢迢來給黎剎看病，而黎剎卻與約瑟芬一見鍾情，馬上陷入情網，過去黎剎雖然有過無數次的戀愛，但是想結婚的念頭卻是第一次，可是天主教的神父歐巴哈(Obach)卻不敢給他們證婚，因社霧的主教不同意，除非黎剎聲明放棄他的政治理念，因此黎剎和約瑟芬只好手牽手在上帝面前自行婚禮，婚後是黎剎最快樂的時光，可是約瑟芬生了僅活了3小時的八個月早產兒卻令他悲哀。


當黎剎正為他早夭的愛兒哀傷時，菲律賓的天空也逐漸籠罩在革命的黑暗氣氛中。1892年7月7日在平民英雄波尼費希歐(Andres Bonifacio)領導下，成立秘密的革命團體叫「卡提普南」(Katipunan)，這個組織在1896年5月2日在巴席格(Pasig)市祕密開會，決定派Dr. PioValenzuela帶一位盲人Raymundo Wata到達必丹去見黎剎，告訴他武裝革命的計劃，6月21日皮歐博士抵達必丹，起先他與黎剎聊得非常愉快，但是一旦提到波尼費希歐的流血革命計劃時，黎剎馬上站起來反對，因為他認為革命的時機尚未成熟，而且必要的武器和金錢也不夠，他更反對他們想用武力來救他出來的計劃，因為他必須信守當初他對西班牙當局「不逃跑」的諾言。


因此1896年8月底，菲律賓人發動武裝革命時，雖然黎剎之前不斷地告誡他的同胞，要以和平的方式改革，不要使用武力，但卻事與願違。為此他寫道：「我憎恨這種罪惡的方法，也絕對不會參與其中，對於被矇騙而參與革命的同胞們，我深深地感到遺憾。」


在「卡提普南」黨人未接觸他之前，歐洲知己布魯門特里德就建議黎剎去黃熱病流行的古巴做軍醫幫忙西班牙軍人和古巴人民，黎剎於是馬上行動，在1895年12月17日寫信給巴倫科總督(Ramon Blanco)，要去古巴做軍醫的決心，但是當局對他的人道關懷置之不理，直到1896年7月1日總督才來信接受他做軍醫的要求，黎剎收到此信已經是7月30日，告訴他說，他將先赴馬尼拉，再去西班牙，再由國防部派他到古巴當軍醫。


這時黎剎非常高興，他可以重獲自由，再度出航到歐洲與古巴，因此他又創作了一首名詩：「旅行者之歌」。


最後的一次出國


1896年8月26日波尼費希歐和他的革命黨人在馬尼拉附近起義後的1週，1896年9月3日，他坐郵輪航向巴塞隆那，這是他最後一次出國。9月7日抵星加坡時，他的朋友馬尼拉的工商鉅子Don Pedro，勸他留在星加坡接受英國法律的保護，他的幾位住在星加坡的好友卡謬(Don Manual Camus)也勸他留在星加坡以保命，但黎剎信守他對巴倫科總督的承諾，他沒有聽從這些好友的勸告，但是巴倫科總督方面，卻沒有信守承諾，他暗中勾結國防部長和殖民部長把黎剎視為危險的敵人，必須擔起菲律賓革命負責，並暗中設下圈套，要捉他回國，即使9月28日船上有位乘客告訴黎剎他將被捕，他還是不敢相信他會被捕，10月3日船抵巴塞隆納，黎剎馬上變成階下囚，抓他的人正是讓他流亡四年的前菲律賓總督狄思普耶將軍，目前他是巴塞隆納的軍區司令，這種歷史的巧合有時比小說還要神奇。狄將軍跟他聊了15分鐘，告訴他將在10月6日晚上8點坐「科隆號」遣送回馬尼拉，這時黎剎對西班牙政府的背信感到震驚，他在日記中寫道，自己從未策劃反叛皇室。最後他寫了一段給上帝的禱詞：「您所作的一切，我都誠心服從。」


烈士的最後審判


在返國途中，他的國際友人知道黎剎蒙難，特別在星加坡請一位英國律師Hugh Fort企圖控告西班牙當局非法逮捕黎剎，並要求在星加坡釋放他，可是主判官科克(Loinel Cox)卻認為「科隆號」是西班牙軍艦，他無權干涉而失敗了，終於1896年11月3日，黎剎帶著手鐐腳銬被押回馬尼拉，並監禁在聖地牙哥堡的大牢裡。


1896年12月26日，軍事法庭以誣陷的煽動革命罪名，判他有罪，並稱他為「菲律賓暴動主要策動者的實際首腦」。二天後，他被判死刑。


在死刑之前12月15日，黎剎還發表一篇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停止流血的革命，並用教育和勤勞的方式爭取國人最後的自由。12月28日新任總督無情的Polarieja正式宣佈判他死刑，並將在12月30日早上七點在魯納塔公園的巴古姆巴園運動場(Bagumbayan Field)執行槍決儀式，而這位總督也無形中成為菲律賓史上遺臭萬年的人物，因為他下令槍殺了一位永恆的愛國烈士─黎剎。


生命的最後一天


1896年12月29日早上七點開始，不斷有親朋好友來獄中看他，但是在中午12點到下午3點半，寫出了他那首不朽的史詩：「永別了，我的祖國」然後放進酒精煮爐中，這是法國摯友魯納(Juan Luna)夫人在1890年時送給他的，然後同時也給他生平最好的朋友布魯門特里德以德文寫訣別書：


「我親愛的兄弟，當您收到此信時，我已死去，明天7點我將被槍斃，但是我是無辜的，因叛變之罪與我無關。我將以平靜之心面對死亡，別了，我最真摯的朋友，不必為我哀傷。寄自聖地牙哥堡，1896年12月29日，何塞‧黎剎敬上」。最後也給家人寫信。


下午四點母親和妹妹千里達來看他最後一面，他乞求母親原諒他，他們三人抱在一起哭泣，最後黎剎把酒精煮爐交給千里達，並以英語悄悄告訴她說：「裡面藏有某些東西」，也就是那首這位英雄最後也是最偉大的菲律賓文學史上的無價之寶：「告別了！我的祖國」，他妹妹成功地把它偷渡出來。


晚上八點他吃完最後的晚餐後，他告訴負責執行死刑的Dominguez上尉，他原諒他的敵人，包括判他死刑的軍事法庭的法官。


12月30日5點半他吃下他在地球上的最後早餐後，分別寫二封信給他家人和哥哥。之後他的新婚夫人約瑟芬‧布烈肯跟他妹妹約賽法(Josefa)來看他，黎剎最後一次擁抱他心愛的妻子，並送她最後的禮物─一本宗教書，湯瑪斯‧肯匹士神父(Thomas Kempis)所寫的《基督的模仿》(Imitation of Christ)，他在書上簽名：「給我親愛的不快樂的妻子約瑟芬。1896年12月30日，何塞‧黎剎」。


早上6點軍人吹起死亡進行曲，黎剎匆忙寫完最後二封分別給父親和母親的信之後，6點30分，號角從聖地牙哥堡吹起，黎剎儀容整齊地準備從容就義，當他經過母校阿庭諾學院前面時，他問神父那是阿庭諾學院的高塔嗎？神父回答說：是的，最後黎剎平靜地走到巴格姆圖運動場，面對馬尼拉的海灣的草地上，他站立著，向十字架做最後的親吻，並要求槍手正面開槍，但是他的要求被拒絕了，上尉仍堅持從背面開槍，因此黎剎只好面對海洋，這時西班牙軍醫Dr. Felipe Huiz Castillo要求量他的脈膊，他同意了，醫生驚奇地發現黎剎的脈膊是正常的，表示他已不畏懼死亡。


1896年12月30日早上7點03分，一代英雄終於死在西班牙獨裁者的槍桿下，他在世的時間只有35年5個月又11天。


烈士死後的哀榮


黎剎死後，菲律賓人卻活了起來，千百個島上的所有菲律賓人都團結起來了，在這個多樣風貌的島國，菲律賓民族主義第一次成為8百萬居民共同的呼聲。


可憐那些沒有遠見的西班牙人，他們無視歷史不可阻擋的潮流，他們殺了黎剎，不啻是預告一個獨立國家的基礎已經形成，正如一位偉大的菲律賓詩人Cecilio Apostol所說：


「他是被束縛的國家底救世主，
在神祕的墓園裡，不必為他哭泣，
也不必在意西班牙人短暫的勝利，
雖然一顆子彈摧毁他的腦袋，
可是他腦袋所產生的思想，
卻摧毁了西班牙帝國的統治！」


透過黎剎的作品，激起了菲律賓民族主義的浪潮，為菲律賓未來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基礎，他的一生證明了：「筆比刀劍更有力量」。這位多才多藝的天才、作家、醫生、科學家和政治烈士，已經成為菲律賓獨立建國史上，永恆的英雄人物。


而他獨立建國的理想，在半世紀之後的1946年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當天，由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特派大使在黎剎的雕像前宣讀了菲律賓獨立宣言，他的美夢終於成真。


(2010年6月8日完稿)

精神醫學出身的存在主義大師─雅思培(Karl Jaspers1883-1969)

雅思培的生平


卡爾‧雅思培本來是精神科醫師，後來改行做心理學教授，最後卻以存在主義哲學大師留名青史，他對現代神學、精神醫學和哲學均產生重大的影響，他在醫學院畢業之後，接受精神醫學的訓練，而且也曾經做過精神科醫師，但是最後，他對哲學的探索產生濃厚的興趣，並且試圖去發現新的哲學體系而奉獻一切，雖然他被視為德國存在主義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可是他本人並不喜歡被人貼上存在主義的標籤。

一八八三年二月二十三日，雅思培出生於德國的奧登柏格(Oldenburg)，父親是一位法律學者，母親是農家子女，他很早就對哲學產生興趣，不過因為受父親的影響，讓他決定進法學院就讀，但是不久，他就發現他對法律根本沒有興趣，因此一九O二年19歲那一年，他轉到醫學院改讀醫學，並以犯罪學作為他的畢業論文。

一九O九年他整整在醫學院苦讀七年才畢業，畢業後他找到海德堡一家精神醫院的工作，開始看起精神病患，這家醫院精神醫學先驅克烈培林(Emil Kraepelin)曾在此工作過一段時間，逐漸地雅思培對當時醫學界研究精神疾病的態度產生不滿，因此他決心想從事改革精神醫學的工作，可是在一九一三年30歲的他，意外地在海德堡大學找到一個臨時的心理學教授的職位，不久之後因為他的表現傑出，他的職位變成終身職，而雅思培似乎樂不思蜀地不再從事精神醫學的臨床工作。那時鼎鼎大名的社會經濟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也在海德堡大學擔任教授，雅思培變成韋伯家族的密友。


40歲那一年，他由心理學領域轉攻哲學領域，並且進一步的擴大他在精神醫學方面的主題研究，並且逐漸成為德國與整個歐洲的著名哲學家。


但是好景不常，一九三三年他50歲那一年，希特勒的納粹勢力崛起，雅思培因為有一位猶太人的妻子，他被政府當局視為他有「猶太污點」，因此一九三七年他被迫辭去教職，第二年他所寫的書也被禁止出版，但是因為他廣結善緣，許多人都在暗中支持他，他的很多朋友都認為他是無辜的，因此他得以繼續他的哲學研究工作，而沒有受到太多的孤立，可是他和他的妻子不斷地受到當局要送他們去集中營的威脅，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海德堡被美軍解放之後，他才重獲自由之身。


受到二次大戰期間受恐赫的影響，一九四八年65歲的雅思培搬到永久中立國的瑞士，任教於巴塞爾大學，晚年他在哲學界的地位愈來愈崇高，最後一九六九年在瑞士巴塞爾去逝，享年八十六歲。


他對精神醫學方面的貢獻


雅思培對當時大家對精神患者的普遍瞭解產生不滿，因此他開始懷疑「診斷的標準」和「臨床精神醫學的治療方法」，他在一九一O年發表了一篇革命性的論文，探討「妄想症」(Paranoia)問題，到底是人格方面的問題還是有關生物醫學變化的結果？在這篇論文中，雖然他並沒有提供新的觀念，但卻提出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雅思培仔細研究好幾位「妄想症」病人，並且提供這些患者詳細的傳記資料，但重要的是他也提供了病人本身對自己症狀的看法，後來雅思培這種研究方法叫做「傳記方法」(Biographical method) ，已經成為現代精神醫學的主流研究方法。


一九一三年他出版了二巨冊的精神醫學史上的經典名著「一般精神病理學」(General Psychopathology)，這部體大思精之作，是他多年來研究精神病理學的看法的總結，不僅作為德國精神醫學界必讀之作，而且很多現代的診斷標準是從此書裡面的觀點發展出來的。其中特別重要的事，雅思培相信精神醫生必須由外在形式去診斷症狀(尤其是對精神異常的病人)而不是由精神病人的內在去診斷。譬如說，要去診斷「幻覺」(hallucination)，病人看到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病人在沒有任何感官的刺激下，他經驗到的視覺上底現象，也就是形式比內容重要。


他對哲學和神學的貢獻


大多數評論家，都把雅思培與存在主義哲學連結在一起，這主要是因為雅思培深受二位存在主義哲學先驅：丹麥的齊克果和德國的尼采的影響，另一方面是他的哲學研究的主題與「個人自由」息息相關，而個人自由也是他哲學思想的重心所在。


一九三二年他出版了三巨冊的「哲學」(philosophy)，在此書中雅思培發表了他對哲學史的看法，並介紹他哲學研究的主題，他從現代科學和經驗主義開始講起，雅思培指出當我們對現實產生懷疑時，我們就會面對實驗或科學的方法是無法超越的，在這點上，個人面臨一種抉擇，陷入絕望和放棄或是採取信仰的跳躍進入雅思培所謂超越之境。在做此跳躍時，個人面對他們自己的無限度的自由，雅思培稱此為「存在」，也就是終於能夠體驗真實的存在。


對雅思培而言，「超越」一辭就是存在於時間與空間的世界之上，他的超越的公式導致很多哲學家認為雅思培是一元論者，即使他本人一再強調承認主觀和客觀的觀念底正確性是非常必要的。


雅思培是比較了解「處境」(situation)的一人，他由主修法律而轉入精神病理學，仍然不能解除他的疑感，終於不得已才步入哲學的堂奧，他深深地體驗到哲學之無用。然而還自願的投身進去，他自己說：「雖然我不斷的在讀偉大哲人的著作，我至今仍不信賴哲學，不過另一方面，科學的限制與智識的可能性卻明白的啟示我哲學在我們生活中的重要與必要。」又說「要想成為一個哲學家，對我來說簡直和想作詩人一樣，是件愚昧之舉。」雅思培處於亂世，因此他的存在哲學根本是亂世哲學。他認為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都非根本之學，它們所探究的只是有關人的問題，而不能鞭辟入理，直接觸及「人」本身的問題，雅思培放棄了方法「Method」認為在社會學、心理學或人類學的方法或其他種種方法之下所了解的人只是一個側影，而不是他的血與肉，治學可能要用方法，然而治人卻絕不能用方法，不然將無法滲透到心的地下室，易言之，不能了解人的底細，雅思培拋棄了諸種「方法」之後，他建立一個原則─視人類與萬物為一種生命體來探索，他以一種特殊的知識來窺察生命的現象，也就是尼采所謂，「以藝術家的眼光觀察科學，更以生命的眼光觀察藝術。」


雅思培與另一位德國存在主義大師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兩人都對「存在的意義」探索頗具興趣，他們本來也是好朋友，但後來因為海德格傾向納粹政權，才導致友誼的破裂，雅思培雖然在遭遇人類精神上的破舟之痛，但他不像海德格那樣汲汲於想建立思想體系，因為有體系的思想不可能是存在問題，而「脫離了『存在』，去創造形而上的客體世界。或去闡解存有(Being)之根源，是毫無用處的」在此，雅思培暗示海德格哲學的徒勞，而他本人則用「超越」(Transcendence)來應付一切死結。最後他也放棄存在哲學而步入理性哲學作為一種解救之道。在面臨悲劇之後，卻還能憑著他「高貴的靈魂」來讚美世界與生命的美好，這是一種宗教的境界，而藏在雅思培的「超越」之外衣裡的，正是這種宗教境界。總之，在存在主義大師中齊克果是虔誠的基督徒，而沙特是公開的無神論者，雅思培是泛神論的人文主義者，因此他絕對不是宗教上的虛無主義者。


雖然雅思培反對宗教的教條，包括個人的上帝觀念，透過他的「超越哲學」和「人類經驗的限制」，他也影響了當代的神學思想，而神秘的基督教傳統也影響他頗深，他對東方哲學特別是佛教產生濃厚的興趣，由此它發展出「軸狀時代」的理論，在這一時期，哲學和宗教都有可觀的進展，他甚至為了基督教的去神話問題，與魯道夫‧布特曼(Rudolf Bultmann)作公開論辯。


雅思培也廣泛地寫文章討論現代科學和現代經濟以及政治機構對人類自由的影響，在二次大戰期間，因為他太太是猶太人而必須放棄教職，戰後他恢復他的教職，並為此問題寫了一本書叫「德國的罪行問題」(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他勇敢地探討德國人在希特勒第三帝國時期所患的殘暴行為與過失做全面性的檢討。


雅思培的政治觀


雅思培重視人文主義和政治領域方面的統合底文化傳統的連續性，他強烈反對極權主義的專制政治，他也警告技術專家政治的危險性和把人當作科學工具的政權，他也懷疑多數決的民主，因此他支持的政治形式是：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有限的政府權力，建立在可靠的傳統並且由智識精英來管理。


雅思培的影響


雅思培認為康德之後，最重要的二位哲學家是齊克果和尼采，在他所編著的：「偉大的哲學家們」一書中，他寫道：「我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來接觸齊克果的哲學，除了尼采之外，我認為他是康德以後最重要的思想家，至於歌德和黑格爾給一個時代劃下了一個句點，並成為當時最流行的思想，也就是屬於實証論的自由科學，而不能視為真正的哲學。」


雖然雅思培的確深受齊克果和尼采的影響，但是他也受更傳統的哲學家的影響，尤其是康德和柏拉圖，華爾德‧科夫曼(Walter Kaufmamn)在他的名著：「從莎士比亞到存在主義」中說：「雖然雅思培的確受齊克果和尼采的影響，但是他比較接近康德的哲學。」


因此雖然雅思培常被視為尼采和齊克果的接班人，事實上他的眾多觀點似乎跟康德比較接近，尤其是康德的矛盾論和康德在自由、信仰和決斷領域方面的思想可以說是雅思培的模範，但是即使重視智識的康德，也認為有時必須擺脫智識為信仰留些空間，而雅思培之所以珍視尼采，也是因為尼采有時也會擺脫智識，讓雅思培的哲學信仰預留發展的空間，這點從雅思培本人的一篇論文「論我的哲學」中得到證明：「當我在學校時，我首先接觸到史賓諾沙，然後康德成為我喜愛的哲學家，即使到現在仍然是，後來尼采變成對我很重要的哲學家，是因為他對虛無主義的莊嚴啟示和如何去克服虛無主義的課題，對我產生影響。」


而在二十世紀的思想家中受雅思培影響最深的二位是：Jeanne Hersch和Hannal Arendt，他們後來也成為德國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另外二位受他影響的是他的學生Paul Ricoeur以及他在海德堡大學的接班人Hans-Georg Gadamer。


除了文中所提的雅思培著作外，他還有下列名著：
(1) 存在主義哲學。
(2) 理性與存在。
(3) 智慧之路。
(4) 人在現代社會。
(5) 為每一個人所寫的哲學。
(6) 史特林堡和梵谷以及史威登壁(Swedenborg)和賀德林(Holderlin)之間病態之分析。

美國現代大詩人─威廉‧卡洛‧威廉斯(William Carlo Willams,一八八三~一九六三)

林衡哲

正如俄國小說大師契訶夫(Auton Chekov)所謂：「醫學是我的太太、文學是我的情人。」對美國的威廉斯(WCW)而言，他不僅是傑出的開業醫生，也是近代美國名列十大的現代詩人，他可以說是魚與熊掌兼而得之的人物，在其漫長的一生中，他整整在他的故鄉新澤西州的盧瑟福(Rutherford)開業服務鄉親四十年以上，雖然學小兒科出身，卻是全方位的全科醫師，在故鄉接生過二千名以上的嬰兒來到人間，週末他經常開車半小時，到紐約市參加形形色色的藝文活動，與第一流的文人作家互相腦力激盪，因此他也變成了十項全能的作家，散文、詩歌、小說、戲劇、評論幾乎樣樣精通，其中以詩的成就最大，尤其與美國的詩壇現代主義與意象主義運動息息相關，雖然他是第一流的醫生也是第一流的作家，但是他更用心在成為好的作家，雖然對他而言，兩者皆精通，但是成醫之道似乎比成文之道簡單一點。

早年身世

一八八三年九月十七日，威廉斯出生在紐約市附近的新澤西州的盧瑟福小鎮，這個社區靠近帕特森城(Paterson)，他的父親William George Williams是英國移民，而他的母親Hélène Hoheb Monsantos則是波多黎各的移民，十三歲之前他都在家鄉盧瑟福公立學校就讀，然後他被送到瑞士日內瓦附近的Chateau de Lancy就讀，然後再到法國巴黎唸多孔塞高中(Lyćee Cordorcet)念了二年，最後回去美國紐約市的Horace Mann School完成學業。

19歲那一年(1902)，他進入著名的賓州大學醫學院，就在念醫學院時，他與詩人龐德(Ezra Pound)、杜利特爾(Hilda Doolittle)和畫家德穆思(Charles Demuth)過從甚密，這些友誼，不但影響他生命的成長，同時也對詩產生濃厚的興趣，但並不影響他醫學院的功課，祇是使他的生活更為多采多姿，終於在一九○六年23歲時獲得賓大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在紐約市的醫院做了一年實習醫師，然後再去歐洲萊比錫大學專攻三年的小兒科醫學，並到處旅遊尋找創作的靈感，他的名詩「牆與牆之間」(Between Walls)便是這時期的作品。

展開在故鄉的開業生涯

一九一○年27歲他回到盧瑟福，開始他的開業生涯，整整在此開業將近41年，才於一九五二年68歲時結束行醫生涯。大部分他的病人只知道他是好醫生，很少人知道他是詩人，病人中更少人讀過他的作品，他是當地有名的婦產科醫生在一九一○到一九五二年之間，他至少接生了二千個嬰兒來到人間，今天他的故鄉記得他，不是因為他是名醫，而是因為他是名作家，盧瑟福特別以他為名創建「威廉斯演藝中心」做為一個劇院表演的場所，這點台灣的蔣渭水與賴和都沒有獲得同樣的殊榮。

他的文學生涯

雖然威廉斯的本行是醫生，但在文學方面，他也有完整的文學生涯，他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說、詩、戲劇、評論、一本自傳、翻譯及書信集，他的作品非常多元化與多采多姿，跟賴和一樣他在看完病人之後，晚上才有時間寫作，一到週末，他就把醫務交別人代診，他則跑到紐約市去邂逅文人畫家們，跟他過從甚密的前衛畫家有杜象普(Marcel Duchamp) 和皮卡比亞(Francis Picabia)以及詩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摩爾(Marianne Moore)，他也積極地參加意象主義的運動，他雖然深受龐德的影響，但不久他就與龐德和艾略特(T.S.Eliot)分道揚鑣，走不同的路，他比較像小說家的福克納取材於本土，描寫的也是本土的故事，至於龐德與艾略特因長期旅居國外，走的是國際化的路線。威廉斯晚年也常巡迴全美各地去朗誦他的詩，並開文學講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少歐洲前衛藝術家都移居紐約市，威廉斯變成他們的好朋友，在一九一五年一群紐約的藝術家與作家，在詩人克列柏格(Alfred Kreymberg)和曼雷(Man Ray)領導下，成立一個文藝組織叫「另外一群人」(The Others)，這個組織的重要成員有：Walter Conrad Areusberg、Wallace Stevens、Mina Loy、Marianne Moore和Duchamp等，威廉斯也與他們打成一片，透過這個組織，他才瞭解達達主義運動，因此他早期的詩作頗受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影響，也因此他加入了這個組織，才使他成為美國早期現代主義運動的健將之一。

威廉斯不喜歡龐德，更不喜歡艾略特的名作「荒原」，因為「荒原」經常引喻外國語與古典的典故，威廉斯喜歡從他生活的週遭，做他詩作的主題，但在一九四六到一九五八年之間，以新澤西故鄉的Paterson為主題，寫出了現代的史詩般的拼貼試作品，他描寫帕特森市歷史人物和重要事務，並且探討詩人在美國社會的角色，威廉斯最有名的詩作方式可以歸納為「沒有觀念，但有實體存在」，他主張詩人必須擺脫傳統的詩底型式，和不必要的引喻，試著去描敘真實的世界，因此摩爾(MarianneMoore)說：「威廉斯用連貓和狗都可以讀的通俗美國話寫他的詩，因此具有獨特的美國俚俗的風格。」

他對美國文學的最重要貢獻之一是，他很願意指導年輕一輩的詩人，雖然龐德和艾略特或許在國際詩壇上更有名，但是無數年輕詩人卻說他們受威廉斯的影響很大，一九五○年代與美國的許多現代文學運動：例如披頭世代、舊金山文藝復興派、里山詩派和紐約詩派無不受威廉斯的影響，他親自教導奧爾遜(Charles Olson)，他後來創立了里山學派的詩，另外二位里山詩派的大將Robert Creeley和Denise Levertov也是他的子弟兵；他在里德學院(Reed College)講學時，直接影響了文藝復興派的三位重要人物：Gary Snyder、Philip Whalen和Lew Welch，他跟新澤西同鄉的金斯堡(Allen Ginsberg)也關係密切，並且指導過他。金斯堡也說過基本上威廉斯解放了他的詩聲，威廉斯曾替金斯堡的二部詩集寫過序，威廉斯甚至支持過一位無名詩人魯易士(H. H. Lewis)，他是一位激進的密蘇里州的共產黨詩人，因為威廉斯相信他的詩說出了人民的聲音，雖然他經常喜愛那些受他影響的年輕詩人所寫的詩，但對披頭一代所寫的沒有「詩的形式」的作品，則抱持反對的態度。威廉斯相信詩的形式和表現應該互相融合在一起。

他的私生活

他先愛上他老婆的姊姊，被拒絕之後，才在一九一二年29歲時與佛羅倫斯‧赫曼(一八九一～一九七六)結婚，婚後搬到盧瑟福的家，他們終身都住在這裡，不久他第一部嚴肅的詩集「Tempers」出版了，那時他在巴黎遇到了龐德與愛爾蘭小說大師喬艾思，因為在年輕時代，他與他兄弟有愉快的歐洲經驗，因此他先回去美國看病人，卻讓他太太和兒子體驗一年的歐洲生活。

一九四八年65歲他的心臟病發作，第二年他又忍受了幾次中風發作，身體逐漸變差，加上麥加錫主義風行，他被懷疑為共產黨的同路人，讓他失去了國會圖書館顧問之職，一九五三年曾在精神病院接受憂鬱症的治療，雖然年輕時代他過了多采多姿的生活，開業的行醫生涯與文壇的風光生涯他都有很大的成就，但晚年卻因疾病而生活得頗為淒涼，終於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四日79歲時去逝在他盧瑟福的家。去世二天之後，一家英國出版商宣佈要出版他的詩集，這是命運的諷刺，因為他終身反對英國對美國詩壇的影響，終其一身，他很少受到英國詩壇的肯定，他的榮譽都建立在美國的詩壇上，死後他葬在新澤西州的Lyndhurst小鎮。

一九六三年五月他死後才獲得普立茲獎，得獎的代表作是他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Pictures from Brueghel and Other Poems」，同時他也得到國家人文學院的詩底金牌獎，除了上述的得獎之作外，他的重要詩集還有「Kora in Hell」(一九二○)、「Spring and All」(一九二三)、「Paterson」(一九六三)和「想像力」(一九七○)，美國的詩社每年都以「威廉斯獎」為名：盼給由美國大學出版社或小型的非營利出版社所出版的「年度最佳詩集」，他在盧瑟福的家，業已被指定為歷史性的國定古蹟，二○○九年他被列入「新澤西州的名人堂」。

他的詩的特色

威廉斯最著名的詩選集，叫「紅色的手推車」(The Red Wheelbarrow)，可以說是美國意象主義運動詩體的代表作，但是他和龐德一樣，過了不久，兩人都拒絕了意象主義運動，但他對美國現代文學的現代主義運動，有很強烈的認同，他視自己的詩是純粹的美國產品(Made in America)，他的詩是美國文化與多元社會的文化背景所產生，並透過新式的語言來表達新鮮的美國詩風，同時他也擺脫了英國和歐洲文化的陳腔濫調，他嚐試發明完全新鮮的詩體，從每天的生活環境和平民的生活為中心，去建構美國的詩底型式，作為一位開業醫生，他常以每天第一個病人的眼光與感受去觀察週遭的世界，他避免用傳統的韻律，而喜歡用古希臘女詩人莎孚式的風格去表達他底詩的內在心聲。他的詩的節奏也有爵士樂的味道，他的長詩常分為三段來敘述，總之，威廉斯的目標是在表現真正的美國韻律，雖然平常不受人注意，但卻存在於美國的日常語言中，這是與歐洲的傳統是截然不同的，在精神上他是懷特曼(Whitman)的接班人，但在詩的風格上，與龐德是同一時代的人，他要為美國人建立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因此他也可以說是愛默生(Emerson)的精神後裔。

(二○一○年四月七日)

美國臨床醫學與醫學人文大師～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

醫學是一門有科學根據的藝術


加拿大裔的美國醫學人文鼻祖：威廉‧奧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說過一句重要的話「醫學是一門有科學根據的藝術」(Medicine is an Art base on Science)，也就是說醫學基本上是屬於人文的藝術，跟其他的人文藝術不同的是他有科學的根據。


奧斯勒不但寫出了美國第一部醫學教科書：”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而且首創「臨床教學」的風氣，在他之前美國醫學教學只有講課(Lectures)而沒有臨床教學，他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學院變成美國醫界的龍頭，晚年他又到牛津大學講學，對歐陸也產生了影響，他對美國醫學院學生的演講，引經據典，旁徵博引，非常精彩，今年九八高齡的日本國寶級元老醫師日野原重明，不但為他寫了一部傳記，還特別把他的演說集註釋出日文版，最近在楊義明教授催生下，已經有漢譯本。奧斯勒醫生建議美國的年輕醫生在睡覺之前，看半小時的人文書，他開出的書單有十本，他說這些書對病人的瞭解與同理心的培養非常有幫助，這十本書的書目如下：


醫學生的十部床頭書：


(1) 新舊約聖經。
(2) 莎士比亞的作品。
(3) 蒙田散文集。
(4) 普魯塔克的傳記。
(5) 羅馬皇帝馬古斯‧奧里略的回憶錄。
(6) 艾匹克泰特之作品(Epictetus)。
(7) 醫師的宗教(Religio Medici)。
(8) 唐‧吉訶德。
(9) 愛默生的作品。
(10) 早餐桌上的篇章(奧利佛‧溫道爾‧霍姆斯醫生著)(Breakfast-Table Series：Oliver Wendell Holmes)。


他推薦的這些書，我年輕時代行醫時看了五、六部，的確對我個人的行醫態度，有種無形的影響。


早年的奧斯勒


奧斯勒於一八四九年七月十二日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的小城Bond Head，是八個孩子中的老么，父親(Featherstone Osler 1805-1895)本來是英國海軍軍官，一八三七年從海軍退休之後，才移民加拿大成為聖公會的宣教士，在北加拿大的小鄉下傳教。年幼時調皮搗蛋的個性使他惹了不少麻煩，十四歲時遭到退學，二年後，曾有數日被關進監牢的記錄。雖被認為是麻煩製造者，但他因深受父親的影響將來也想當牧師，因此在一八六七年進入三一學院(現在的多倫多大學)念神學院，之後在老師的啟發下，他對自然科學與醫學產生濃厚的興趣，於是在第二年轉入私立多倫多醫學院，他念了二年之後，因這個學校教學不是很理想，他又轉到蒙特婁的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就讀醫學院，並在一九七二年獲醫學博士學位。


畢業後赴當時醫學最發達的歐洲習醫二年，在臨床及實驗醫學打下良好的基礎，然後重回麥吉爾大學醫學院擔任教授，那年他才二十五歲。他是第一位把顯微鏡引進加拿大的人，同時也在醫學院第一個成立「醫學雜誌讀書會」(Journal Club)。也是第一座生理學實驗室的催生者。他不喜歡課堂上的正式教學方式，而喜好床邊教學或在屍體解剖室裡教學，他同時指導天花病房的醫療工作，並親自執行了八百例以上的屍體解剖。


充滿憐憫之心的奧斯勒


他非常有憐憫之心，有一次他看見路旁凍得發抖的乞丐，他便將外衣脫下送給乞丐；又有一次，有個從英國來訪的學生罹患惡性天花，且於三天後去世，奧斯勒寫了一封信安慰他的父母，解釋這種病的過程及其嚴重性，並說明這學生死時非常安詳；三十年之後，當奧斯勒遇到這學生的姊姊時，她告訴他那封信帶給她雙親莫大的安慰。


一八八四年他離開加拿大，應聘到美國賓州大學成為臨床醫學的主任教授，他以自由的方式鑽研醫學，結果在保守的費城掀起了一陣旋風，他在此五年間，執行了二百例病理解剖，並發表了無數論文。除全心投入工作中，他也用心經營同僚間的友情經營。此外也花很多時間在病房裡觀察病人的臨終變化，而常有新的發現，並引進顯微鏡成為診斷疾病的重要工具。一八八五年在他的號召下，在費城成立了美國醫師協會，並在一八八六年舉行首次年會。


在約翰‧霍普金斯的黃金時代


巴爾第摩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在一八八九年成立時，馬上邀請奧斯勒做主任醫師，他來霍普金斯醫院之後，馬上聲譽崛起，使他在教師、人文主義者和臨床教授三方面建立全國性的聲望，剛開始時醫院只有220床，駐院病人只有788人，十六年之後他離開時，病人已增加到4200人。總之，在他任職十六年期間，他成為當時北美洲最重要的醫師及教師。一八九三年，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成立，他是草創時期的第一位醫學教授，並成為全美訓練最完整，要求也最嚴格的醫學院；它也是全美第一家，入學學生必須先完成四年大學教育的學校。奧斯勒曾說：「我們很幸運來這裡當教授，若是來當學生，我們可能進不來。」


也許奧斯勒對醫學的最大貢獻是，他強調醫學生必須從看病人和與病人對話是醫學的重心所在，同時他還建立了駐院醫師的制度，此制度後來被所有英語系國家的教學醫院所採納，台灣也在五十年代採用此金字塔式的實習醫生及駐院醫生的制度直到今天。


奧斯勒最有名的著作《醫學的原理與實踐》在一八九二年完成；他為了要完成這本書，一八九一年的夏天特別從他的私人豪宅遷入醫院宿舍，開始日以繼夜的工作，每晚當十點的鐘聲響起，才脫下他的長袍。此書內容完整、思想清晰、文筆流暢，成為當時最有名的醫學教科書的聖經，內容雖然研究成果不多，卻間接而顯著的對醫學有重大貢獻。這書讓醫學生知道人類對疾病的認識是何等有限，洛克菲勒家族的老大約翰因受此書影響，而創立了洛克菲勒醫學研究中心，野口英世便是在此研究而發現梅毒螺旋菌。


在病房裡，大家暱稱他為酋長，他的才華在病房裡展露無遺。他致力於病患照顧流程的簡單化，鄙視當時的許多藥物，他認為：「我們能夠提供病患最大的幫助，是在於簡單的身體上和心理上的照顧，以及小心地使用一些已被適當研究過的藥物，使用這些方法所達到的效果如何，我們有活生生的實體所提供的訊息可看。」他熱愛教學，認為病人本身是最好的教學題材，沒有病人就等於沒有教學，而學生們因他與病人的親密接觸，以及對病人的生活充滿興趣而越加尊敬奧斯勒。因此奧斯勒成為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醫生與教授，因為他改變了醫學生的教學方式：重臨床實習，減少課堂上講課。他說他希望他的墓誌銘是：「他把醫學生帶到病房去做臨床教學。」他也特別強調全身檢查的重要性，每天帶醫學生和駐院醫生做教學巡診也是由他開始的。奧斯勒常說：「一個學醫的人不看書，彷彿水手出航沒有地圖，但是學醫而不看病人，那根本就是沒有出航。」他也說過另一句銘言：「如果您仔細傾聽病人的話，他們就會告訴您正確的診斷。」他一再強調問病歷的重要性。


在約翰‧霍普金斯時期，奧斯勒的名氣越來越大，處處受聘為顧問醫師，甚至連總統和內閣官員也來向他請益。身為顧問醫師，在那抗生素尚未發明的時代，很多疾病都是無法治療的，這時他會以關懷的口吻給病人及家屬一點希望。


晚年到牛津大學任講座教授


面對愈來愈重的工作壓力及責任，他打算在六十歲時退休，因他的哥哥在六十歲時死於心臟病；而在霍普金斯的最後幾年，他有間歇性胸悶的症狀出現。這時牛津大學邀請他去擔任Regius醫學講座教授，只負責教學而沒有臨床上的工作，他太太勸他趕快接受這個輕鬆的工作，於是他在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發表有關老人學的告別演說：「固定時期」(Fixed Period)，他說：「世界上有效地推動巨大改革的工作，都是由二十五歲到四十歲的年輕世代完成的。四十歲以後便開始走下坡了。」這時才五十五歲的他，也以幽默的口吻提到名醫Anthony Trollopés一八八二年也叫「固定時期」的一篇演說：這篇演說提到人在六十七歲退休之後，再過一陣子，如果無事可做，就可以用「哥羅仿」讓生命和平地結束。結果這篇演說引起軒然大波，很多報紙都以頭條報導：「奧斯勒推薦在六十歲時用『哥羅仿』。但是奧斯勒本人從一九○五年擔任牛津大學醫學教授到一九一九年才以七十高齡去世，在這十四年中，他的行程永遠排得滿滿的，忙於到處開會教學與演講及籌設一座大型的醫學史圖書館。一九一一年他被英國國王授予爵士的榮譽，當時美、加人士到英國旅遊行程中，幾乎都會安排去參觀莎士比亞的出生地及訪問奧斯勒夫婦。


奧斯勒在一八九二年五月四十三歲時，才與Grace Revere Gross結婚，她是一位費城大名鼎鼎的外科教授Samuel Gross的遺孀。奧斯勒夫人頗能忍受他的一些怪癖，包括在無任何預知情況下，奧斯勒會帶些朋友回家吃飯，婚後他們育有二個男孩，其中一位出生後不久即過世。另外一位兒子Edward Revere Osl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一七年八月不幸被砲戰炸死，奧斯勒夫婦聞此惡訊悲痛異常，久久無法平復。一九一七年十月，有位好友到牛津大學拜訪他之後說，再也看不到他昔日的幽默與笑臉了。


一九一九年十月，奧斯勒患了當時大流行於歐洲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接著併發Hemophilus influenzae細菌性肺炎及膿胸，雖然接受肋體切開引流膿胸，但病況仍不斷惡化，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病逝，享年七十歲。夫人Grace比他多活了九年，兩人一起葬在祖國麥基爾大學的奧斯勒圖書館內。


視病如親的典範人物


一九二五年奧斯勒的高徒哈維‧庫欣(Harvey Cushing)替恩師寫了三巨冊的長篇傳記，並於一九二六年贏得普利茲的「傳記文學獎」，一九九九年又有麥可‧布里思(Michael Bliss)出版了一部可讀性很高的短篇傳記。日本醫學人文大師日野原重明也替他寫了一部日文的傳記。


如果說巴斯脫是廿世紀基礎醫學的典範人物，那麼奧斯勒可以說是廿世紀臨床醫學的典範人物，他多方面的貢獻仍會深深影響廿一世紀的醫學發展。他在現代醫學的許多專科領域中，仍被視為重要的開山祖師之一，他有恢宏的世界觀，他強烈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並在全世界各地先後成立110個醫學協會或組織，他不但是熱心教學的好老師，他「視病如親」的精神更使他的弟子感佩，在醫病關係上，他認為醫學是一種醫術而不是一種交易，是一種召喚，而不是一種職業，如果一位醫師把醫療當作一種交易或職業，那病人只不過是一種商品，這人只不過是個醫匠，不配稱為醫師；醫師應該把每一位病人當作有血有肉、有靈有魂的人，需要以愛心、耐心、關懷、憐憫之心對待他，因為每一個人在奧斯勒的心目中都是至寶，以這樣的態度對待病人，才算是良醫的基本態度，在這方面威廉‧奧斯勒為我們立下了世紀典範。

(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於北醫醫文所)

20世紀最傳奇浪漫的醫師革命家～切‧格瓦拉（1928-1967）

  20世紀最有理想主義色彩，最富浪漫精神的醫師革命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只活了39歲，他短暫卻傳奇的一生是影響20世紀所有左派青年最巨大的挑戰，所有對現實社會不滿想要改造人類命運的革命青年，都把他當成悲劇英雄或想要追隨的偶像。即使在他逝世後已超過四十年，全世界抗議不公反抗特權的示威活動或在群眾對抗政府的衝突中，「切‧格瓦拉」的畫像或圖片仍不斷出現與被高舉，他象徵著熱血沸騰的青年永不妥協的反抗者，雖然必須面臨排山倒海的鎮壓或炮火，生命註定是一場悲劇與犧牲。「切‧格瓦拉」是一位拋棄榮華富貴物質生活享受，追求社會公義與自由人權的醫師革命家，他是20世紀迄今令人難以忘懷的傳奇浪漫英雄。
  切‧格瓦拉誕生於阿根廷的名門望族，家庭經濟相當優裕，但小時候他有哮喘病影響正常的上學，父母親都鼓勵他不斷游泳、登山、騎馬，培養他對體育和大自然的熱愛，也訓練他堅強的毅力克服疾病的挑戰，經常生病臥床也培養了切‧格瓦拉大量閱讀書籍的興趣，甚至超越了他同年齡學童的閱讀，11歲時他的父親就帶著他參加了「行動阿根廷」的組織，並為他報名參加該組織的青年團，這是一個反法西斯的組織，為反納粹軍隊募集資金。14歲時，切‧格瓦拉進入科爾瓦多的迪安‧福耐中學就讀，這是一所大眾化平民中學，顯然他的父母親沒有讓他就讀當地的貴族學校，他在這裡認識了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年輕人。
  1947年，切‧格瓦拉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醫學院，他大量攻讀醫學書籍的同時，也有系統的閱讀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哲學著作。在醫學院就讀期間，他喜歡到處旅行，曾於1950年騎自行車行遍阿根廷北部12個省，1951年他開始計劃騎摩托車穿越整個南美洲，從阿根廷、智利、祕魯、哥倫比亞一直到委內瑞拉，1952-1953年他真的和朋友展開拉丁美洲之旅，到處打工，也看到了整個拉丁美洲人民的苦難與受到資本主義剝削的貧窮，他更結識了不少各地的反抗者和流亡者，這個時期切‧格瓦拉已經有了革命思想，他曾說：「一個美洲戰士，從此出發了。」在1953年6月他完成了醫學博士的考試也有了行醫的執照。1954-1955年，切‧格瓦拉真的投入了拉丁美洲各地的革命行列，他在瓜地馬拉人民反抗獨裁鎮壓的陣營中，堅定的站在第一線從事宣傳工作；1955年6月他認識了古巴的卡斯楚兄弟，促膝長談之後，他加入了武裝行動，成為一手拿槍一手提著醫藥箱的游擊隊軍醫，從1956年到1959年，古巴革命的過程，切‧格瓦拉是自始至終參與其中的革命戰士成員，他經歷了最艱苦的游擊戰洗禮。
  古巴革命成功後，切‧格瓦拉被任命為國家銀行總裁，又成為勞工部長，他開始對美國布署作戰計畫，他也支持拉丁美洲各國的反政府運動與反抗資本主義帝國統治，他在古巴成立游擊戰的訓練基地，秘密訓練來自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祕魯各國的青年戰士，當然他也成為世界名人登上《時代》周刊封面，自然地也成為各國獨裁政府與中央情報局痛恨的對象。當很多昔日的游擊隊員，包括卡斯楚本人，都已經搬進哈瓦那的希爾頓酒店居住，切‧格瓦拉仍堅持住在卡瓦尼亞堡陰冷潮濕的房間，保持著打仗時清苦的生活習慣，他穿著軍服衣著樸素留著游擊戰時的鬍子，辛苦的工作伴隨著不斷發作的哮喘，卻仍關心著世界各地的革命運動。當古巴的官僚主義開始出現，許多領導的專車、辦公室、家裡開始裝上了當時罕見的冷氣時，切‧格瓦拉非常不以為然，他認為領導人物坐在冷氣房將大門關上，會自然割斷與人民的聯繫，他自己的辦公室就完全沒有這些奢華設施。到了1963-1964年的切‧格瓦拉與卡斯楚的矛盾已日漸明顯，特別是在支援世界各國革命的態度方面。
  1965年，切‧格瓦拉竟然喬裝打扮，秘密持用假護照，經過19天行程抵達非洲的坦尚尼亞，他在此訓練一批古巴的黑人戰士，並帶領他們偷渡入剛果，想要幫助剛果脫離比利時的殖民統治走向獨立，沒有想到剛果人的游擊隊不堪一擊，隊員中也出現嚴重分裂。切‧格瓦拉又得了瘧疾，被迫離開剛果，卡斯楚也不支持他的行動在古巴共產黨大會上宣讀他的告別信，雙重打擊之下，切‧格瓦拉在坦尚尼亞的古巴大使館中閉關了三個多月。1966年他隱居於布拉格開始策劃玻利維亞的革命活動，當年7月他返回古巴挑選了一批戰士，施予魔鬼訓練，後於11月他率領了游擊隊員來到玻利維亞的戰鬥基地，但是他與玻共的書記蒙赫無法達成協議合作，只能孤軍奮戰對抗政府軍。從1967年3月到8月期間，切‧格瓦拉的48名游擊戰士被數千名政府軍包圍，缺乏任何補給的情況下，最勇敢的戰士不斷陣亡，到了9月只剩17名跟隨]他的游擊隊員。10月8日，切‧格瓦拉在一場戰鬥中被擊中右腿被捕，政府軍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怕夜長夢多立刻下令槍殺，10月9日清晨，切‧格瓦拉被開了九槍，結束了他悲劇英雄永遠革命者的一生。
  切‧格瓦拉放棄榮華富貴與物質享受，放棄崇高的醫業，選擇反抗不義，追求理想的革命人生，不惜犧牲生命支援世界各地的游擊戰爭，這樣的醫師何處再得見到呢？

棄醫從文 為新文學搖旗「吶喊」的魯迅（1881～1936）

魯迅，中國近代新文學運動的搖旗「吶喊」者，發揮最重大影響力的作家，本名周樹人，誕生於浙江省紹興縣，所處時代正值滿清末期與民國初期，親身經歷舊時代舊社會的崩潰，又對新時代新社會的建立充滿期待，然而卻看不到真正的希望和光明的前景。作為一個全心追尋外國文學、文化、文明的知識份子，魯迅對傳統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禮教和奴隸國民性可說是深惡痛絕，他的小說對中國人「沉默的死靈魂」展開兇猛的批判，文字充滿嘲弄反諷，對舊體制的衝擊解構在中國近代新文學運動中，可說是高舉大旗勇往直前，也確實發揮了震撼人心引人深省的巨大影響力，堪稱是中國近代小說的第一人。

對新文學運動來說，魯迅發表於1918年的《狂人日記》是中國近代第一篇白話文小說，刊載於當年5月15日《新青年》月刊四卷五期，小說中出現了：

凡事總須研究，纔會明白。古來時常喫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喫人」！

本文引自：《魯迅小說集》，楊澤編，頁6

又在結尾時說：

不能想了。

四千年來時時喫人的地方，今天纔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裏，暗暗給我們喫。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喫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喫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沒有喫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本文引自：《魯迅小說集》，楊澤編，頁15-16

可見魯迅對中國傳統封建社會中滿口「仁義道德」，卻老是上演「人喫人」的惡劣文化是多麼的憤怒和不滿！

魯迅在他的小說集《吶喊》的自序中，清楚的交代了他為什麼前往日本學醫，後來又是為什麼棄醫從文的經過，小時候的魯迅親眼目睹父親生病卻愚昧的求助於傳統中醫，結果人財兩失導致家庭陷入困境的無奈。自序中說：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中略）

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豫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本文引自：《魯迅小說集》，楊澤編，頁465-466

可是就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1904年，時魯迅24歲）就讀了兩年之久，1906年魯迅在課堂上看見了日俄戰爭有關的一片電影畫面，讓他驚醒了「學醫救中國」的美夢，他決定放棄學醫而從事文藝運動，在《吶喊》的自序中，他寫道：

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本文引自：《魯迅小說集》，楊澤編，頁466-467

在日本棄醫從文的魯迅，先在東京邀集了一些同志辦起了雜誌，雜誌名稱就叫《新生》，當然經濟的困難註定了雜誌失敗的命運，接者魯迅開始翻譯西方和日本的著作希望改變中國的思潮，他也在1908年（28歲）時加入了反清的秘密革命團體光復會，1909年他返回中國任教於杭州的浙江師範學堂。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魯迅曾率青年學生上街宣傳革命，可見魯迅於民國建立初期對革命是充滿期待，希望中國能徹底改變過去的積弱與惡習，1912年魯迅曾應教育總長蔡元培邀請，到南京任職教育部後又隨臨時政府遷往北京；然而革命初期中國社會的混亂，袁世凱的稱帝，各地封建勢力的割據，以及新舊惡勢力的衝突勾結，遭受苦難的中國人民仍陷於水深火熱的苦海，魯迅已開始領悟到中國的問題在於長期累積的封建文化和國民奴性，如果不能連根拔除舊時代舊社會的封建思想，單單表面上政權轉移並無法解決根本的社會問題，1917年魯迅因軍閥張勳復辟，憤而離職；從1918年起魯迅發表《狂人日記》之後發表＜我之節烈觀＞抨擊封建禮教，繼而在《新青年》開闢專欄＜隨感錄＞陸續發表雜文評論時事，後再發表＜孔乙己＞、＜葯＞、＜明天＞、＜一件小事＞、＜風波＞…等大量小說問世，迄1921年最出名的小說、＜阿Q正傳＞在北京《晨報副刊》連載，造成了全國轟動，因為＜阿Q正傳＞中的主角代表的正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卑微屈辱的縮影，讓許多讀者看了不禁掉下悲憤的眼淚，對中國人的社會帶來了最巨大的文學衝擊力量！

魯迅陸續又發表了許多小說，也翻譯許多俄羅斯的文學作品，他也經常受邀在中國各省有名大學中演講，在1920-1930年代他已經成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藝青年的導師，1926年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槍殺愛國請願的青年學生，發生「318慘案」，魯迅為聲援學生，陸續發表＜無花的薔薇之二＞、＜死地＞、＜紀念劉和珍君＞等文章，而被北洋政府通緝，被迫離開北京應林語堂邀請至廈門大學任教，後於1927年又出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1928年他與郁達夫合辦《奔流》月刊於上海創刊，1930年又於上海創辦《萌芽月刊》與《文藝研究》，此後一直以上海為寓所從事寫作與譯作，並出版一系列文集，晚期並以中國歷史故事為題材賦予新的內涵和挑戰，例如＜補天＞、＜奔月＞、＜鑄劍＞、＜非攻＞、＜理水＞…等合編成《故事新編》於1936年出版。同年3月魯迅已因肺病嚴重瘦得只剩37公斤，9月發表散文＜死＞預告了自己的臨終，10月17日執筆最後作品＜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稿，10月19日早晨病逝於上海。

魯迅的逝世讓中國失去了新文學運動搖旗「吶喊」者，也讓全世界失去一位人道主義文學家，他是我們學醫者奉獻給文學界最珍貴最厚重的禮物。

參考書目：《魯迅小說集》，楊澤編，洪範書店，台北，1994

99/10/1陳永興院長就職演說內容

我首先要感謝天主教靈醫會，特別是聖嘉民，將近五百年前創立了靈醫會，還有許多靈醫會的神父、修士、修女們，還有今天的羅東聖母醫院。
我要感謝羅東聖母醫院過去所有的工作同仁們，他們按照靈醫會的宗旨，以病人為基督，在蘭陽地區作了五十七年的貢獻，我要跟他們學習。
我要感謝所有蘭陽地區的父老民眾、病人及家屬，讓我們有機會學習耶穌基督來服事所有弱小兄弟、偏遠的民眾及原住民病患。
還要感謝今天所有的貴賓，有些是來送呂鴻基院長，有些則是來送我，因為有很多朋友遠從高雄及台北送我到羅東聖母醫院。
我自醫學系畢業到現在，經常變換行程，有需要我服務的時候，我就改變行程，羅東這一站是我從來都沒有想到的一站，我的太太說：『您又要換工作啦，從高雄跑到羅東這麼遠的地方，在台灣的最前線。』我回答說：『我被靈醫會感動了，有感動就不遠，神父、修士、修女們從義大利來到台灣都不覺得遠，是比去天國還比較近的地方。從高雄到羅東，有愛，就不遠。』。
我特別要感謝我媽媽、太太、女兒，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三個女人的支持，以前我在台北工作每個禮拜回去高雄一次，現在我徵得她們的同意，每個月只回去一次，其餘時間我必須為羅東聖母醫院同仁、病患及家屬奉獻服務。我對著太太說：『我這次到羅東聖母醫院去工作，大概就不會再換工作了。』她說：『真的嗎?』我說：『真的！』義大利的神父來羅東工作，一來就四十年及五十年都沒有回去，甚至很多都埋在這裡… (陳院長拭淚、全體觀禮人員鼓掌)，所以從今天起，我就是羅東人。(台語發音)

我是教授醫學史的，台灣醫學史最重要的醫師是蔣渭水，他是宜蘭人，宜蘭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除了蔣渭水、郭雨新、林義雄、陳定南、陳五福及黃春明、藍蔭鼎，全台灣最好的舞蹈家、藝術家、作家及政治家都在宜蘭。我教台灣醫學史時，教學生如何效法這些前輩。而我今天來這裡，就是要自己去實踐這些前輩的精神。所以我來這裡是要奉獻，不一定要擔任院長。我當院長不是為了享有權力，而是為了學習這些外國來的神職人員，他們從世界各國、義大利，天主教、基督教所有到台灣犧牲奉獻的前輩。特別是范鳳龍大醫師，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醫院都沒有休假，開了八萬多台手術，他出殯的時候，羅東有五千人來送他。就像蔣渭水當年出殯的時候，全台灣也有五千人來送他。
今天我的就職典禮有這麼多人在這裡，比我的結婚典禮還盛大。我這輩子有兩次是由神父來幫我主持典禮，一次是在百達山地服務團時期，神父為我主持婚禮，今天則是由洪總主教來幫我主持就職典禮。我希望當我告別時，也有五千人來這裡送我。(全體觀禮人員鼓掌)
我把我所有從醫學上所學的、在宗教上受到的感動及被台灣歷史的呼召，全部在這個地方做奉獻。(全體觀禮人員鼓掌)
我知道我要面臨很多困難，醫療生態環境的衝擊，這是個五十七年歷史的醫院，我們有很多要革新、要進步，我要跟我的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我需要智慧、力量及勇氣，但是我想天主會賜福給我們羅東聖母醫院所有的工作同仁，也會繼續祝福蘭陽地區所有民眾的健康，我在這裡祈禱，天主賜福給每一位今天來參加這個見證的貴賓及同仁，謝謝大家。

法國細菌學之父巴斯脫(Louis Pasteur 1822～1895)

在人類所產生的科學家之中，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產生最密切的關係的，可能就是法國的巴斯脫。我們每天喝的牛乳，都是經過巴斯脫發明的滅菌法處理，才能喝下去不會生病。他雖不是醫生出身的科學家，但是他對基礎醫學的細菌學的貢獻，可能沒有一位醫生會超越過他。巴斯脫的個性溫和，年輕時候，表現也平平，但是他有不屈不撓的堅持下去的個性，加上無限的耐心，成為驅策他前進的動力，而造就他一生的偉大成就與發明，在他的一生中，有三個W開頭的字，對他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三個字便是Will (意志)、Work (工作)和Wait (等待)。

他在1822年12月27日生於法國東部猶拉 (Jura) 地區和小鎮道爾 (Dôle) ，他的父親曾在拿破崙出征義大利之役中打過戰，也得過勳章，戰後他回到他的本行當製革工人，父親雖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卻娶了一位賢淑的妻子，他們生了二女一男，而巴斯脫是他們的獨生子。

巴斯脫小時候曾經搬了兩次家，先搬到瑪諾茲 (Marnoz) 再搬去亞波伊思 (Arbois) ，他在此城唸書時，雖然很聰明，但並不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因為他喜歡釣魚，到鄉間去蹓達，在皮革工廠尋找寶貝，而他最愛的是繪畫，他的雙親最擔心的是，他長大後會成為窮畫家。

16歲時，他到巴黎上中學，不到一個月他因想家而病倒了，那時他說：「我只要聞到製皮廠的味道，我的病就會好了。」不久父親就把帶回家，讓他重享天倫之樂，並重拾畫筆、魚竿和探索的時光。巴斯脫與他的兩位姐妹都很親密，而且也很孝順，有一次他買禮物送給父親，他父親非常感動，並且以他為榮。

20歲他曾到巴黎大學上課，他深為名化學家杜瑪思 (J.B.Dumas) 所迷。1939年到1942年他先到貝桑松皇家學院就讀，並獲得「科學學士」，並在此校任數學的助理講師，而最奇怪的是，他的化學成績並不算好，勉強及格而已。

他認真讀書的時代是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 (1843～1846) 就讀時，終於在23歲時 (1845) 獲得碩士學位，25歲 (1847)獲得博士學位。

畢業後，他先到地戌大學 (Dijon Univ.) 任一年物理學教授，然後在1849年正式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任化學教授，他在史特拉斯堡大學整整任教五年，並在此找到終身伴侶，原來是他到史特拉斯堡不久，就認識了校長勞倫特氏，到他家聚會時，巴斯脫對他年輕的女兒瑪麗一見鍾情，見面不到兩週，巴斯脫就迫不及待地正式寫了一封求婚信，信上說：他沒有錢，但在校任職，工作努力，身體健康，無不良嗜好。戲劇性的結果，他果然娶到了校長的女兒。而這位校長千金萬萬沒有料到自己所嫁的這位青年科學家，因為工作太專心，竟然連結婚的婚期 (1848年5月29日) 也全然淡忘，最後，總算由同事在實驗室中找到他，免除了在婚禮中新郎缺席的尷尬。

1854年，32歲的巴斯脫，被聘為里爾 (Lille) 地方新設立的科學院院長，就職後他所投注的研究改變了整個化學的歷史。在巴斯脫之前，很多科學家或哲學家都相信「自然發生論」 (spontaneous generation) ，認為死的東西可以產生活的東西，經過不斷做實驗的結果，在42歲之前巴斯脫終於推翻了「自然發生論」，巴斯脫證明生命是一種活的生殖細胞，「而且祇有活的東西才能創造生命，死的東西不可能創造出活的生命」。

來到里爾這個甜菜和釀酒之都，大家都期盼這位新來的化學教授，大顯神通來解決釀酒業所發生的各種問題。

當時的科學家可以寫出糖水發酵為酒的反應方程式，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雖然有極少數的學者聯想到酵母菌和發酵的關係，但僅是空乏的推論而已。巴斯脫一向都認為發酵不僅僅是一種化學現象，他慎密地在當地工廠搜集實驗的材料，再加上一次再一次的培養試驗，終於在顯微鏡下看到分離出來的純酵母菌，證實活的酵母菌可以使糖水發酵變酒。

此外，他發現酒中除了酵母菌外，還有其他的細菌存在，這些細菌就是導致酒變酸變壞的原因。因此他就把酒加熱到攝氏45度到60度，就可以防止酒變濁。這就是著名的巴斯脫滅菌法 (Pasteurization) 的由來。

巴斯脫的實驗工作，使法國的釀酒工業走上科學化之途。知道如何控制酵母菌，不但使酒的產量大增，也使酒的風味醇美。後來，法國就是依靠酒業驟增的收入，才得以清償巨額的戰爭債務。

1857年他轉任巴黎高等師範的科學研究主任及行政管理的主管，他在此整整任職十年，1862年更被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1860年代他又創造了奇蹟，挽救了法國的蠶絲工業。那時歐陸的蠶卵都感染了不知原因的疾病，整個法國的蠶絲工業亦同遭厄運，全國三千六百個市長、議長、及養蠶者上書上議院求助，因而成立了一個研究蠶疫的委員會。巴斯脫的老師杜馬思 (J.B.Dumas) 擔任委員會主席，杜馬思馬上挑選巴斯脫去迎戰這個棘手的難題。

巴斯脫自認對蠶一無所知，甚至連蠶的型態也不清楚，不肯貿然接受老師的差使。可是，老師卻對他充滿信心，對他說：「這樣更好，憑你敏銳的觀察力，一定會產生好的主意的。」

1865年7月，巴斯脫抵達阿拉斯 (Alais) ，親身參與蠶病的研究。先探求傳染的病因，繼之對引起疫病的微生物加以撲滅。然後選用健康的蠶種。就這樣，挽救了瀕臨絕路的蠶絲工業。他用四年的時間，才完成了老師所託付的任務。終於讓法國的蠶絲業起死回生，開始繁榮起來。

這時他雖然事業有成，個人的痛苦與悲劇卻頻頻發生，1859年他的大女兒Jeanne因感染斑疹傷寒而去逝了，1865年他最小的孩子Camille也在二歲時因發高燒而逝，八個月之後，他12歲的小孩Cecile又因傷寒而去逝，巴斯脫因工作過勞，加上心理上的壓力，他患遇腦出血，影響他的說話能力，而他的左手也不能動了，這時巴斯脫感嘆說：「我的一隻手好像被砍掉了。」最後還是靠他忍耐的工夫，才慢慢好轉起來。那時他讀了史邁爾思 (Smiles) 的「自助」和Bossuet的「上帝與自我的認識」讓他增加了精神的力量。

1870年那可怕的戰爭，又給他帶來了家庭的悲傷，因為他唯一的兒子參加了陸軍，而且當兵上前線數週後，一點消息都沒有，巴斯脫只好放棄實驗工作，跑去前線去找他兒子，沿途他碰到不少戰敗的軍人和受傷的人，他感嘆地說：「從莫斯科撤退是令人觸景傷情的一幕。」當他終於遇到他兒子的長官時，他告訴巴斯脫他兒子那一營本來有一千兩百人現在只剩下三百人還活著，巴斯脫聽到後心涼了一半，只好再沿著山路去找他兒子，一路上遇到不少死馬和傷口已壞死的軍人，最後他終於找到一位消瘦的軍人，因飢餓而顯得軟弱，用外套包著眼睛，這位軍人正是他的兒子，父與子相擁而泣，太感動了二人久久說不出話來。

目睹戰爭的悲劇，更點燃起他研究疾病細菌的決心，他發現在醫院因感染病菌而死的軍人，比死在戰場上的軍人更多。因此巴斯脫堅持必須控制和消滅那些快速傳染的細菌，而且不但在處理傷口時要徹底消毒，並且所有醫療器具和繃帶都必須消毒。他這個理論與英國著名的外科聖手的約瑟夫‧李斯特 (Joseph Lister) 主張用強烈的石碳酸消毒傷口的作法不謀而合，因此李斯特寫信感謝巴斯脫的實驗對他的啟發。

巴斯脫一生大部分埋首於實驗室中，由研究酒石酸的結果，把他帶引到「醱酵學」的問題上，由「醱酵學」的研究又把他帶引到對疾病方面的探討。前後經過了二十年，到了1877年，他55歲時，他才開始擴大其研究及于人類與高級動物的疾病。首先致力於「炭疽病」與「雞霍亂」的預防疫苗的接種，他應用牛痘苗防疫的原理和方法，防治了該兩疫病的蔓延和流行。

1881年春天，巴斯脫在米農 (Melum) 農學會公開表演替25隻綿羊做炭疽病的預防接種，轟動一時。這項成功給他帶來了一個法國最高榮譽勳章。次年他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他的門生受到激勵，他們研究的範疇亦由細菌學擴及於血清學與免疫學，甚至延伸到治療學的領域。

1885年，63歲的巴斯脫完成了他一生最卓越的成就，就是發明對狂犬病的預防接種法，俄皇為了感謝他救活了12位被瘋狗咬到的農夫，特別派了大公爵贈與他一枚聖安尼鑽十字勳章，以示酬賞。並撥十萬法郎作為響應法國籌建「巴斯脫研究所」的經費。

為了報答巴斯脫對化學工業以及醫學方面的無比貢獻，法國政府作了一件意義深長的事，那就是在1888年巴斯脫66歲那一年成立巴斯脫研究所，以達成巴斯脫一心要把法國變成全世界研究傳染病的中心的意願。

巴斯脫研究所籌建時，全國人民踴躍捐輸，建築師拒不收費，營造商也只肯接受材料費，建築工人賣力加班，1888年11月14日舉行落成典禮，法國總統親臨會場道賀。禮堂無法容納前來觀禮的人。巴斯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講詞由兒子代唸，巴斯脫稱許國家的教育制度優良，尤其是大學的師資對他從事研究工作的啟發，影響至巨，他由衷表示，他的成就完全是大家的愛護與支持。

巴斯脫研究所成立之後，他被任命為創所所長，在他的領導下，果然成為世界一流的研究所，二十世紀主要的疫苗的發明，差不多都是由這個研究所研發出來的，1892年巴黎大學為慶祝巴斯脫70壽辰舉行了盛大的國際性慶典，1895年9月28日，73高齡的巴斯脫在經營研究所七年之後，逝世於所長任內，遺體長眠在巴斯脫研究所地下室的禮拜堂內。墓碑上刻有一句他臨終時的話：「我已經盡了本分。」我們常說：做大事不做大官，巴斯脫就是最好的典範。最近法國人票選法國歷史人最受尊敬的人物，結果第一名就是巴斯脫，而拿破崙祇拿到第五名，可見巴斯脫在法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巴斯脫事實上在他46歲那年他就因腦溢血而半身不遂，最難能可貴的是他並沒有因病在工作上受到嚴重的影響。許多重要研究的實驗和成果都是在病後二十七年中完成的。他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永不懈怠，他不但奠定了微生物學的基礎，外科學和公共衛生學也因他的研究而改觀，使整個醫學的發展導向於科學與實驗之途，尤其是預防疫苗的發明，更拯救了千千萬萬的世人，因此他不僅是法國的偉人，也是世界的偉人，科學家中的科學家。

醫學研究先驅～ 居禮夫人傳

作者：陳永興

閱讀居禮夫人傳記而不落淚是很困難的。這位傑出的放射能研究者，是人類史上唯一兩度獲得諾貝爾獎〈物理獎與化學獎〉的女性科學家，她和居禮先生歷經千辛萬苦發現放射性物質「鐳」，自己甚至因終生投入放射性物質的研究而罹患白血症病逝；犧牲了青春、時間、家庭和物質生活享受甚至生命而無怨無悔，在最窮苦艱困的環境中奮鬥不懈堅持理想，最後得獎受世人肯定後仍拒絕名利放棄專利權，將科學研究成果完全無私的奉獻給世界人類，這種偉大的情操值得所有醫學工作者深思學習。
居禮夫人，本名瑪妮雅‧斯克羅德夫絲卡，波蘭人，1867年生，自小即承受亡國之痛〈當時波蘭在俄國統治之下備受壓迫〉，瑪妮雅年輕時就充滿理想並熱愛祖國，與革命知識分子有所來往，但不忘認真求知嚮往科學。在居禮夫人傳中這樣描述著：

當時的青年男女，有一個共同的夢想─復興祖國的夢。在他們未來的計劃裡，為祖國波蘭服務的願望仍舊在個人野心、結婚和愛情之上。有人夢想激烈的戰鬪，甘冒生命底危險，計畫著叛變的策略；有人夢想採用論辯的行動；有人則在神祕的夢境中希求安慰。……
雖然她的朋友裡面有革命底愛國者，在危險的時刻裡，她也曾把通行證借給他們，瑪妮雅卻沒有沉迷於參與暗殺陰謀。……她們牢記著此時此際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工作並且為波蘭建設一個智識底大本營，同時要把當局蓄意使其封閉於黑暗中的貧苦民眾加以啟發。
她們去上解剖課、自然科學、社會學等各種課程。慈悲為懷的老師，把這些課程教授給一些想擴展自己教養的青年人。這些課程都在畢雅夏克的家或其他人的私宅裡秘密舉行。每一次聚會，大約有八個或十個學生聽講並作筆記。他們彼此傳閱小冊子或論文。聽到風吹草動都會使他們震顫。因為萬一給警局發現了，他們全要抓去坐牢的。
瑪麗‧居禮這樣寫著：「和那些為求知慾所燃燒並具有才智的朋友們聚集在一起，那種令人懷念的氣氛，我至今仍有鮮明的記憶。活動的方法既貧弱，所得的成果亦無足觀。然而我卻堅決相信，當時帶領我們的各種思想，乃是促進社會真正進步的唯一途徑。我們不能渴望那種不圖改善個體，卻希求達到建設一個較為美好世界底想法會成為事實。朝這個鵠的，我們每一個人必須努力發揮自己最高的潛能，接受並分擔在人類全體生活中自身的職責。我們各自的責任就是幫助那些我們感到自己對他們最有用處的人。」
「流動大學」的目的，不僅要補足剛從中學畢業出來青年人的教育，同時也要使這些學生將來成為教育家。瑪妮雅矢志為那些貧苦階段的婦女授課。她開始時給製衣工廠的女工大聲朗讀課文，為她們一冊一冊地搜集了一個小圖書室的波蘭文書籍，以便供給那些女工們閱讀。
～摘自《居禮夫人傳》，頁76,78

我們可以想像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要學習先進的科學是多麼困難，但瑪妮雅毅力堅強，她自己過著最貧困的生活，做家教賺錢供應姐姐布蘭妮雅去巴黎攻讀醫學，到了1981年她24歲才有機會前往巴黎攻讀物理學和數學。在巴黎讀書的日子必須省吃儉用到什麼程度，我們從書中可以看到：

生活確實被剝奪而幾乎到了赤貧的程度。…有三年多的歲月，她將過一種單獨獻身的研究生活。…那也是一種和僧侶或傳教士一樣的生活。
她的生活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需是和修道士一樣簡樸。…她一個月僅有四十盧布可供支用。
她確認物質生活毫無重要性可言，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基於這個堅守的原則，她使自己過一種奇特而缺乏人性的斯巴達式生活。
她除了奶油麵包和喝茶之外，什麼也沒吃。
在這種食譜下，…很快變得日趨虛弱。她從桌邊站起來時，經常會覺得頭暈目眩，…可是她漠視它，…如果姊夫說到她面帶菜色，她會肯定地說書讀得太累了。…有一天，瑪麗終於在一個同學面前昏倒。
前一天晚上開始，她只細嚼過一包蘿蔔和半磅櫻桃。…只睡四個小時。後來又去索本大學，…然後就昏倒了…
然而，翌日她又開始以空氣為主。
苦讀！……苦讀！她把自己沉浸在研讀中……
她對實驗室裡的「氣候」，那種專注和甯靜的氛圍有一份熱愛。這是她直到生命的末日一直最喜愛的。她總是站在一張擺著精細儀器的橡木桌，或者站在放滿某種融解在沸騰中的物質和吹管的實驗桌前中工作。……她尊敬這個房子裏那種聚精會神的氣氛，她不發任何吵聲，她不說無謂的話。
…瑪麗決心要拿兩個，一個物理和一個數學學士學位。
她的頭腦非常精細、理解力異常靈敏。…銅鐵般的意志，追求完美的熱望，和難以令人相信的毅力。…1893年，她以第一名通過物理學士學位考試，1894年又以第二名成績通過數學學士學位考試。
～摘自《居禮夫人傳》，頁138,140~144

在巴黎，瑪妮雅〈留法後改名為瑪麗〉認識了物理學家彼埃爾‧居禮，兩人於1895年結婚，從此居禮夫婦成為研究工作的夥伴和追求科學真理的相互扶持者，他們的研究工作是艱困、孤獨的，令人難以想像的欠缺支持，我們由下文可以窺知：

在索本大學所屬的許多建築物中，該不致於找不到可供居禮夫婦使用的工作室吧？事實上，顯然沒有。…彼埃爾和瑪麗又踱回他們的出發點，也就是回到彼埃爾所執教的物理學校，瑪麗曾在那兒做過第一次實驗的小房子。這個房子朝向天井，天井一端，有一個小木棚。那是一個廢棄不用的木棚，有破敝不堪的天窗，時時漏雨，原係供作醫學院解剖用的。…這個木棚沒有地板，地上舖有一層不均勻的瀝青油。室內只裝設了幾個破損的廚桌。有一塊黑板，…還有一個古老的鐵鑄爐子，上面有個生銹的煙囪。
工人也不願在這種鬼地方工作，儘管如此，瑪麗和彼埃爾卻寄身其中。這木棚有個好處，它毫無引人之處，如此寒傖簡陋，沒有人會拒絕騰出讓他們使用。…這對夫婦非常高興，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必把原料堆在街道上。
「我們沒錢，沒有實驗室，在這項重要又艱難的工作中又沒有幫助〈她後來這樣寫道〉，那好像是要『無中生有』似的。如果卡西米亞‧杜魯斯基曾把我的學生時代稱為「我姨妹生涯中之偉大英勇的時代」，那麼我要毫不誇張地說─現在這個時期是我和丈夫共同生涯中英勇的時代。
…然而就在這個寒傖可憐的舊木棚中，我們度過了生涯中最美好的幸福年月，把自己整個獻身給研究工作。有時我拿著一根和身子等高的鐵棍，竟日攪拌那大量的沸騰物質，到晚上，我總是感到精疲力竭。」
居禮夫婦在這種情況下，從1898年到1902年連續工作了四年。
工作積年累月地持續下去，彼埃爾和瑪麗不曾感到沮喪。那和他們相抗衡的物質，仍然保持著它的奧秘，使他們為之沈迷。在這個木棚裏，由愛情和知識的熱情而結合的夫婦，他們倆過著同樣命定的那種『悖逆常理』的生活。
～摘自《居禮夫人傳》，頁211,214

就在這麼難以想像的簡陋工作環境中，人類史上最重要的放射性物質研究，在居禮夫婦的手中獲得重大的突破，他們發現「釙」也成功分離出「鐳」，同時於1903年共獲諾貝爾物理獎，得獎時他們居然無法出席，因為過度勞累以及健康受損無法承受在冬天的長途旅行。得獎後他們更因為受到媒體和社會大眾注意而備感困擾和不安，在他們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如您所見，好運在此刻眷顧我們，但這些好運的恩寵、降臨，也同時帶來無數的憂煩。我們從來沒有這麼不安寧，我們有好些日子，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也沒有時間去想我們曾經夢想的那種遠離塵囂的隱遁生活！」
「我們和平，艱苦的生活整個被破壞了，我不知道能否再恢復平靜。」
「這種踰越我們力量以外的努力，造成疲勞的結果，以及我們工作上不能令人滿意的物理條件，因為聲名的侵入增加了這種困倦。這種對我們自願信守的孤獨底破壞，是我們真正受苦的原因，而一切災難的結果都發生了。」
～摘自《居禮夫人傳》，頁268,270

從居禮夫婦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科學家的精神，正如其所言：

「在科學上，我們必須關注的乃是事物，而非人際關係。」
～摘自《居禮夫人傳》，頁275

居禮夫婦的偉大不僅是受物質生活的匱乏仍熱烈追求科學的真理，更難能可貴的是在科學上做出對人類重大貢獻後，竟能拒絕可以獲得的名聲和利益。許多企業、團體、朋友都希望他們申請專利，以確保研究成果可以獲得令人羨慕的現實利益，包括可觀的金錢收入，但是他們拒絕了，他們把所有的成果發表給全世界人類共同享用，他們放棄專利，繼續過最清苦樸實的生活，在最艱困的環境中繼續研究工作，居禮夫人說：

「我有許多朋友並非沒有確鑿的理由，他們深信如果彼埃爾和我能確保我們的權利，我們一定可以得到充份的資金，來興建一座滿意的鐳研究所，而且一定不會遭到過去對我們兩人都是難題─現在仍是我的難題的障礙。儘管如此，我確信我們過去所做的是對的。
人類之中確實需要講求實用的人，他們在工作中求取最高的代價，而不忘懷全體人類的福祉以及保全他們自己的利益。但是人類也需要夢想家，對他們，企業發展的興趣不足以繫絆他們，因此，無法使他們注意於自己的物質利益。
這些夢想家無疑地沒有資格得到財富，因為他們不想得到它。即使如此，一個組織健全的社會，對於這樣的工作者，應該保有他們完成其工作的足夠資產，使他們能自由地埋首於研究而過一種免於物質匱乏之虞的生活。」
～摘自《居禮夫人傳》，頁400-401

正當居禮夫婦開始被世人肯定，繼續熱愛的研究工作之際，1906年，居禮先生47歲因交通事故意外身亡，這對年僅39歲的居禮夫人是多麼殘酷的打擊，一位全心全意摯愛的科學知己，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侶竟然猝然離世而去，居禮夫人遭受喪偶之痛必須單獨扶養小孩，又必須繼續維持熱愛的研究工作，我們從她的愛女依芙‧居禮所寫《居禮夫人傳》中可以讀到字字血淚和椎心之痛的親情。令人熱淚盈眶深受感動的是偉大的居禮夫人沒有倒下，她繼承了先生的大學教職，再接再厲潛心研究，於1911年，44歲時再獲諾貝爾化學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時，她更組織「放射能治療」的團隊投入傷患的服務，更於1918年大戰結束後，目睹祖國波蘭的獨立；1934年67歲時，她所指導的長女伊蓮與女婿卓利歐發現「人工放射能」，而於次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這是人類科學史上多麼動人的貢獻。居禮夫人最後因長年從事放射性物質研究，受到放射能物質傷害而患白血症，她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和一輩子的努力，留給後人永遠的追思和懷念，她是最傑出偉大的放射能研究者和女性科學家。

日治時期台灣醫師的人文社會關懷～ 從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王昶雄的作品加以探討

作者：陳永興

壹‧前言

醫學的本質是探討和人的生命、健康、疾病相關的問題，學醫的人基本上應有〝尊重生命〞的態度，想要〝解除疾病帶給人生命健康威脅和痛苦〞的熱忱，更進一步〝關心人的生存環境和社會文化因素〞，希望能提升更完善的人類健康生活品質。所以「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是台灣社會對學醫的人一種期許，希望一個好的醫師，不是只會看病，還會給予病〝人〞身心靈全面的照顧，更能關心整個社會國家的問題來改善整體國民的健康。
在台灣醫療史上，確實有不少台灣醫師充滿了人文社會關懷的情操，從日治時期前輩醫師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醫師對病人的關心，不只是在日常行醫的過程中，表現在對疾病的診斷或症狀苦痛的解除，也表現在對病人心靈上的支持或對家屬憂傷的撫慰，更表現在對台灣社會整體苦難的承擔和台灣人民所受悲痛的聲援。
本文嘗試介紹幾位前輩醫師的文學作品〈或非醫學病歷的寫作〉，從其中可以了解台灣醫學史上的人文社會關懷，或許可讓我們感動之餘還有更深沉的反省，處在今天台灣社會的沉淪墮落當中，學醫的人能否努力奮起實現「救人濟世」、「醫民醫國」的抱負？

貳‧日治時期台灣醫師的多元社會參與

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一開始就發現台灣的傳染病流行、公共衛生狀況不佳，總督府採納了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生物學統治」的建議，立即展開傳染病調查和人口普查，並設立大台北病院與土人醫師養成所〈1897年〉，著手改善台灣的醫療衛生環境，隨後即於1899年正式成立總督府醫學校，開始培養台灣本土的醫師(1)，經過將近20年總督府醫學校已和後來改制的台北醫專成為當時台灣優秀子弟能夠就讀的最高學府，而這些醫校畢業生也因為研習現代醫學，進而接觸了世界文明，對於影響當時世界思潮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和科技、藝術、文化都有了深刻的體認，因此在醫治台灣民眾疾病的同時，也對台灣人民身受殖民統治的痛苦和社會的不公不義展開了各種參與改造的運動。1920~1930年代可以說是台灣政治、社會、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以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及1927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為例，不僅蔣渭水醫師是最重要的領導人物，許多遍佈全島各地的醫師也都是其中重要的幹部，例如賴和醫師、韓石泉醫師、吳新榮醫師…等也都參與台灣人抗日運動的行列，從當時台灣文化協會和民眾黨的成員比例來看，台灣醫師幾乎高達三分一的比例，可見當時醫師扮演積極參與的角色。

叁‧第一位為〝台灣〞開出診斷書的蔣渭水醫師〈1890~1931〉

蔣渭水醫師是宜蘭人，1915年醫學校畢業，於台北開設大安醫院，1921年「文化協會成立」的主要推動者，同年他的＜臨床講義＞刊登於當時文協發行的會報，這是為求台灣的解放，提升台灣民眾之文化覺醒的第一號診斷書：

患者：台灣
一、 姓名：台灣島
一、 性：男
一、 年齡：移籍現住址已有二十七歲

一、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
一、現住址：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
一、番地：東徑一二0 ~ 一二二，北緯二二 ~
二五。
一、職業：世界和平第一關門的守衛。
一、遺傳：明顯地具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

一、素質：為上述聖賢後裔，素質強健，天資聰穎。
一、既往症：……

一、現症：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欲旺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罔顧衛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虛榮，寡廉鮮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沉，了無生氣。
主訴：頭痛，眩暈，腹內飢餓感。
最初診察患者時，以其頭較身大，理當富於思考力，但以二、三常識問題試加詢問，其回答不得要領，可想像患者是個低能兒。……
此外，手足碩長發達，這是過度勞動所致。……

一、診斷：世界文化的低能兒。
一、原因：智識的營養不良
一、經過：慢性疾病，時日頗長。

一、預斷：因素質純良，若能施以適當療法，尚可迅速治療。

反之，若療法錯誤，遷延時日，有病入膏肓死亡之虞。
一、療法：原因療法，即根本治療法。
處方

正規學校教育 最大量

補習教育 最大量

幼稚園
最大量

圖書館
最大量

讀報社
最大量
若能調合上述各劑，迅速服用，可以二十年內根治。
尚有其他特效藥品，此處從略。
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號
主治醫師
蔣渭水

從＜臨床講義＞的提出，不難看出蔣渭水作為一個醫師，不僅只是開設大安醫院診治病人，更創立文化協會提倡文化啟蒙運動，後來更發行報紙，設讀報社、書局、辦文化演講鼓動風潮，掀起台灣社會、政治運動的風潮；在1923年成立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引發日本當局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全島被檢舉拘捕99人的「治警事件」當中，以蔣渭水為首的13人被判有罪，然而蔣渭水在法庭的答辯有如下的精采內容：

我要感謝神明，使我生做台灣人，因為台灣人把握世界和平的鎖鑰。世界和平的第一關門，是東洋的和平，以中華民族做日本國的台灣人，應具有做日華親善之楔子的使命。依著台灣人遂行這使命，東洋的和平，才能確保，世界人類的幸福，才能完成。而賦與極大使命和鎖鑰的台灣人，因為現時患者可憐的病症，所以全沒有力量可作為，這病因是智識營養不良，所以文化協會是因為要根治台灣人的病根而設的。

事實上蔣渭水醫師也是台灣「牢獄文學」的先行者，在治警事件二次入獄的期間〈第一次坐牢64天，第二次坐牢80天〉，他不僅大量閱讀政治、經濟、社會、文學、哲學各方面書籍〈他自己戲言坐牢有如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科進修〉，更有入獄日記及大量獄中文學作品發表，這些作品不僅表現出胸懷大志願為同胞社會勇敢犧牲的決心，也鼓勵了更多台灣民眾投入反抗異族殖民統治的信念，我們可看：

快入來辭
快入來兮！心園將蕪，胡不入？己自以身為奴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入，知來者猶如仙；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入即是不入即非〉。日遙遙以昇楊〈朝日東昇映入獄房〉，風飄飄而吹芥〈風吹房內塵芥日映蓋明〉。問獄吏以前道，恨餘日之虛微〈放出一部餘日無幾〉。
乃整原稿，再閱再書。……科學就荒，腦力猶存。禪坐在室，有書盈房〈房小書多〉。開卷讀以自修，低吟詩以怡懷〈獄裏禁聲不許高吟〉；倚鐵窗以倨傲，稔牢舍之易安。住日久已成趣……
快入來兮！請息交與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志言兮焉求？悅同胞之情意〈贈物慰問者多〉，樂書詩以養心。獄吏告余以春及〈初一日送課至〉，將有事於筆疇。或命購紙，或握管筆〈執筆寫字〉，既冥思或默想，又奇智而天開。心欣欣以跳躍，文彬彬如水流。覺萬事須精進，感吾生之將休〈學問基礎薄弱，小器不成大事，而將老矣〉。……

牢舍銘
室不在美，有氣則通，窗不在大，有光則明。斯是牢舍，唯吾意誠。既決穿衣紅，未決穿衣青，談笑有嚴禁，往來無單行；可以學坐禪，閱書經；無親戚之會面，無朋友之交情。宋朝三字獄，周代公冶刑；多人云：「何罪之有？

獄歌行
對書當讀，機會難逢，譬在社會，終日苦勞，慨年已多，雖讀易忘，何以解忘？惟有精攻。靜靜耽讀，快哉我心，飢飢腹嚅，食飽之時，我有佳詩，詠以抵聲。□□神州，何時可渡？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但為鄉故，沉吟至今。越陷渡干，不折不撓，拮据經營，心念舊鄉。月曇夜黑，慧星南飛，斯人再到，無惡莫為，失天不生，人不厭死，家橘作暴，民難歸心。

蔣渭水醫師不僅是一位領導政治改革和文化運動的醫師，他也是一位社會運動家，在1927年成立台灣民眾黨時，以「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力」的呼籲，提出全民運動和階級運動並重的社會運動路線，雖然身為醫師是中產階級的專業知識份子，可是蔣渭水對工、農階級的社會大眾徹底的支持，他在民眾黨的主張：

現在台灣的勞働運動已經進入黎明期，此去的發展自然是有澎湃的形勢，但是現在還是在初期，基礎還未甚堅固，一時間是不能夠急收效果的。所以我們第一是先充實內容，先著手於教育方面，努力於平民教育的普及才是！第二是要堅固團結，極力宣傳同業者加入，並向其他各地的工人，或他業的勞働者同樣組織工會，充大團結的力量，並再研究各同志工團的組織化，作成有統一秩序的組織才得有力實行運動。
我們全台同胞三百八十萬人之中，農民有二百三十四萬，殆占全人口之六割。…台灣總生產品的大半是由農民的血和汗做出來的，然而這些農民的生活，到底是怎麼樣？…台灣的農民是沒有米可吃，大部分吃蕃薯簽…台灣農民的食費在監獄的食費以下，所以台灣農民問題是頂要緊的問題，是有心人應該要注意的。…台灣的農民，是很困苦，是很貧窮，是被榨取階級中的第一被榨取者，是被壓迫皆集中的第一下積者，所以台灣的社會運動，除起農民運動以外，是沒有意思的。農民要求解放，須要團結，團結是弱者的唯一的武器，是到解放的路徑，其具體案是創設農民組合。
過去許多解放運動的失敗，是因為其參加部份局限在智識階級，所以我們知道此去的全民運動，必須以廣大範圍的全民眾參加，尤其要以農工民眾為全民的解放運動的主力軍，而去注重宣傳於農村與工場，使農民組織化。

從上述政治、社會、文化運動了解的蔣渭水醫師，有他令人欽佩的另外面貌，就是日常生活習慣的徹底改造，在當時台灣社會非常流行的鴉片吸食惡習上，蔣渭水曾向國際聯盟控訴日本政府販賣鴉片給台灣民眾以謀取暴利的惡行；他也極力提倡台灣人的衛生習慣及改革迷信、破除聘金婚喪、祈安建鐎、燒紙金、看風水、拜神…等舊習俗。以身作則的他自己母親逝世時，就懇辭一切花車、牲禮、弔祭，也不發訃音，只以廣告代通知，務期廢滅一切的浪費，只簡單進行樸實的喪禮，當時他為母親所登的廣告：

謹 告
我們的母親蔣李氏綢於新曆九月二十四日午後二時四十分因病逝世現定新曆十月六日午前九時在台北市太平町三丁目大安醫院舉行喪式特此報告於我們的親戚朋友諸位知道。
因為要打破迷信和陋習起見金紙香燭花車牲醴弔祭或公吊等一概敬辭

九月二十八日
蔣來福、蔣渭水、蔣渭川

更令人感動的是，在不發訃音的情形下，由於台灣民眾對蔣渭水的尊敬，參加其母會葬者仍高達兩千人，會葬後蔣氏兄弟仍在報上刊登啟事，其中最重要者仍將所有奠儀，捐贈〈寄附〉給政黨和社運、文化團體，自己分文不取，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是蔣渭水所以獲得日治時代台灣人推崇的原因。在蔣渭水不幸英年早逝時〈年僅40歲〉，他不但沒有留下任何財產給家人，甚至在生前幾乎就把所有行醫所得奉獻給抗日運動和文化、農工團體，也因此在蔣渭水逝世出殯時，台灣民眾冒著大雨送喪者多達五千人，在日本警察武裝戒備下，送喪隊伍排列長達三小時，這是台灣人空前未有的「大眾喪」，突顯出蔣渭水在台灣人心中不死的精神。

肆‧台灣新文學的播種者賴和醫師〈1894~1943〉

賴和醫師是彰化人，1909年進入總督府醫學校，與蔣渭水醫師同窗，也參與了1920年代台灣知識份子的政治、社會、文化運動，在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同時，台灣新文學運動也開啟了黎明的曙光，當時蔣渭水為主導的文化協會發行了「台灣民報」，於1924年刊出了張我軍所寫的「糟糕的台灣文學界」正式點燃了台灣新文學的火種。而賴和醫師就是以「台灣民報」為舞台，於1925年開始以白話文寫作，發表第一首新詩＜覺悟下的犧牲＞，為二林事件中為農民爭權益而被捕的戰友發出了吶喊：

覺悟下的犧牲、
覺悟地提供了犧牲、
唉！這是多麼難能！
……
弱者的哀求、
所得到的賞賜、
只是橫逆、摧殘、壓迫、
弱者的勞力、
所得到的報酬、
就是嘲笑、謫罵、詰責。

使我們汗有得流、
使我們血有處滴、
……
哭聲與眼淚、比不得、
激動的空氣、瀉澗的流泉、
究竟亦終於無用。
……
可是覺悟的犧牲、
本無須什麼報酬、
失掉了不值錢的生命、
還有什麼憂愁？
……
因為不值錢的東西、
所以能堅決地拋去、
有如不堪駛的廢舫、
只當做射擊的標誌。

我們只是一塊行屍、
肥肥膩膩！留待與、
虎狼鷹犬充飢。

……
我聽到了這回消息、
忽充滿了滿腹的憤怒不平、
無奈慘痛橫逆的環境、
可不許盡情地痛哭一聲！
只背著那眼睜睜的人們、
把我無男性眼淚偷滴！

唉！覺悟的犧牲、
覺悟地提供了犧牲、

我的弱者的鬪士們、
這是多麼難能！
這是多麼光榮！

1926年賴和又發表了台灣新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鬥鬧熱＞對台灣社會的舊習俗提出了批判；同年又有另一篇小說＜一桿秤子＞控訴了殖民統治者對弱勢人民的剝削與壓迫；從此賴和在陸續發表的眾多小說中，以寫實風格和人道主義的精神反映台灣社會的不公，描寫台灣人民的苦痛心聲，為台灣新文學的開拓播下了種子，譬如1927年寫＜前進＞、＜赴會＞；1928年發表＜不如意的過年＞；1930年發表＜蛇先生＞、＜雕古董＞，同年發表台灣文學史上最長的史詩＜流離曲＞等，特別在霧社事件〈1930年10月〉發生後，泰雅族戰士浴血抗日慘遭殺戮，賴和於1931年寫下了台灣最動人的史詩＜南國哀歌＞：

所有的戰士已都死去，
只殘存些婦女小兒，
這天大的奇變，
誰敢說是起於一時？

人們最珍重的莫如生命，
未嘗有人敢自看輕，
這一舉會使種族滅亡，
在他們當然早就看明，
但終於覺悟地走向滅亡，
這原因就不容妄測。

誰敢說他們野蠻無知？
看見鮮紅的血

便忘卻一切歡躍狂喜，
但是這一番啊！
明明和往日出草有異。

在和他們同一境遇，
一樣呻吟於不幸的人們，

那些怕死偷生的一羣，
在這次血祭壇上，
意外地竟得生存，
……
「一樣是歹命人！

趕快走下山去！」
……
是怨是讎？雖則不知，
是妄是愚？何須非議。
舉一族自愿同赴滅亡，
到最後亦無一人降志，
敢因為蠻性的遺留？
是怎樣生竟不如其死？
……
兄弟們！來─來！
來和他們一拼！
憑我們有這一身，

我們有這雙腕，
休怕他毒氣、機關槍！
休怕他飛機、爆裂彈！
……
兄弟們來！來！
捨此一身和他一拼！
我們處在這樣環境，
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
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
也須為著子孫鬪爭。

賴和於1943年逝世，享年才50歲，他在世時於彰化故鄉行醫，甚得病人信賴和愛戴，對於窮苦病人不但不收醫藥費，有時還常加以接濟，借錢給病患。從他的文學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賴和不只是關心病人的良醫，也充滿悲天憫人的社會關懷，我們從他的遺稿＜不幸之賣油炸檜的＞摘錄中可以體會：

怎麼樣今早眼兒睜開，窗上還黑漆漆，四下裏都很沉寂，連賣早點的亦都沒有聲息。但是我已睡夠了，再睡也睡不下，那就起來開門，站在街當中，望望天色。在東北角上，北斗星尚熒熒地掛著，絲絲的曉風帶有些霜氣，颳在臉上，如受刀刺的一樣，噯唷，耐不住了，我就關門進去，然已遠遠地聽著：
──燒的油炸檜──燒的啦──
那裊裊的音波之聲，自門縫裡透進來，那肚子裏的蟲，亦就作怪起來，不把些東西安慰它，怕不答應了。乃再把門撬開，一會兒那孩子捧著一筐熱騰騰的東西來了，站在門口兒，說──
孩：先生今天怎麼特早起來，要麼？…………
我：天氣冷了，何不多穿一件罷？

他紅著眼眶，鬪著齒牙，顫聲地回答我──
孩：還不覺得什麼冷，先生不再要麼？
我：夠了。
他提高嗓子喊著，賣向別處去了，我亦就進屋子來，想要燒火煎茶，火還沒著，他的賣聲忽半路停了，哀哀忽地哭起來，怕惹了什麼事，我走出來看。唉！卻是在派出所前被警察拉住，犯著什麼事呢？我獨自語著就走跟前去，聽著警察說：
警：汝這該死小畜生，只顧大呼小叫，不管人家正在睡覺的時候，把人家攪醒！
啊啊！就為這樣事，我就替他求情說：
我：大人饒他這次罷，小孩子原是不小心，不曉得大人正做好夢。
警：事情汝不曉的，這野奴才們，汝們土民，全不怕規紀，只有打啦罰啦，還小怕著，恕他不得！……
警：誰叫他做這樣生意？他猛力地說，我嚇的一跳，却聽著──
孩：我母親教我，要不出來賣，就沒有飯吃，賣不去，回家亦沒有飯吃，若不高聲喚賣，生意就做不成了。……
警：那──做賊去好啦。
我：唉！……
警：關汝這狗什麼事，走開。　遂向孩子說：
進來！　那孩子頓停一下。
孩：大人，我不敢了，我早飯還沒有吃。
警：不進來麼？　把他臉上一批，硬扭進衙去說：
站住，不要走。說罷自踱進裏頭去。
那孩子臉上現著五條指痕，淚簌簌落，手捧筐子，站在那邊，只是顫巍巍的望著我，我只嘆一個氣，亦就回來。
……
孩：先生回去了好一會，那大人正服出來，佩上劍，要出門去，我再求他放我，被他再打一巴掌，眼都生火了，他出了門，回頭說：「汝不要走，走了就罪上加罪！」
我：以後呢？
孩：等到將過兩下鐘，他回來了，帶有點兒酒意，坐在案桌邊，就問我家裡、名字、歲數，我一一回答了他，他把一本小冊子翻翻看，就說可憐我年紀還少，這回算饒了我，免罰，我聽罷就要出來，他大聲說：「怎麼樣不叩頭？」我嚇一跳，連忙給他叩個頭，並道一聲大人恩典。……
我：汝就回家裏去麼？
孩：是。回到家裡，一進門，我娘看貨全都未賣，不問什麼，把我拽倒就打。
我：是親生的麼？
孩：不，是我爹再娶的，她說我只貪遊耍，不顧生意，把些貨都弄壞，折了本錢，要我賠她。
我：汝不把……
孩：我把早上被警察拉去告她，她說沒有那樣殘酷的大人，道是我撒謊，就把我再打一頓。……
我：汝爹爹呢？
孩：爹爹亦怕她，看我被她打罵，亦只好暗地裡陪我淌淚。　我默默地看他只沒有法想。……
我：小兄弟回去罷，他這回以後包管不再打汝。晚了，冷了，回家去的好。
他含著兩眶淚，依依地沿著城腳走了，我心裡迷惘地看他去的遠，才說一聲：小兄弟，──祝汝幸福無窮──」

賴和是台灣抗議文學、寫實文學、農民文學的先行者，是台灣新文學的播種者和最重要的推動者，在1934年全台灣文藝工作者於台中成立歷史性的「台灣文藝聯盟」時，他雖因醫務繁忙謙辭卻仍被公推為委員長，在台灣新文學運動中他「撒下第一粒種子，打下第一鋤」終生辛勤播種，留下了20篇小說還有許多新詩、散文和隨筆，完全是用白話文寫作，被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確實是當之無愧！

伍‧鹽分地帶鄉土文學的園丁吳新榮醫師〈1907 ~ 1967〉

比起前輩蔣渭水、賴和，吳新榮出生較晚，他是台南縣將軍庄人，1922年曾入台南的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預科就讀，受到當時英文教師的林茂生啟蒙，聆聽文化協會的演講，1928年前往東京考入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在學中嚮往孫中山在中國的革命，並加入東京的「台灣青年會」，曾被日本警視廳拘捕入獄29天，留學期間接觸日本左派思潮與文學活動，1932年春醫學校畢業，即進入山本宣治紀念醫院〈五反田無產者病院〉工作，為窮苦大眾服務。1932年9月吳新榮回到台灣返鄉至佳里開始其「農村醫生」的行醫生涯，在行醫的同時他號召當地的文藝青年組織「清風會」，與當時的抗日運動互通聲息，又於1934年台灣文藝聯盟成立全島組織時，率領台南縣北門郡各鄉鎮青年作家加入，成立佳里支部以「鹽分地帶」文學自稱，發揮了鄉土文學的特色，使「鹽分地帶文學」之名一直流傳迄今。譬如1935年他所發表的創作＜故里與春之祭~獻給鹽分地帶的同志＞摘錄如下：

二、村莊
暮色包圍住的部落
那是我底夢的誕生地
硓咕石造的槍砲倉
看得見在竹藪梢間
訴說著那歷史和傳統
生苔的牆壁上堞口坍塌著
啊，過去我們祖先以死
守護下來的村莊！
這村莊就是我的心臟
我鼓動著的心臟裡
沸騰著過往戰鬥過的血液
守住土地和種族的槍砲倉
今天也把搖籃掛在槍架上
我要睡在你下面
榮譽和富貴
母親的搖籃曲裡不曾有過
然而我要夢著歌唱
只把正義的真理的歌曲來唱」
從其詩中可以看出，他的鄉土情感，吳新榮的詩一方面是寫實的，一方面也充滿浪漫的理想。由於熱愛鄉土，對社會黑暗面發出不平之鳴，在戰亂後1947年的228事變當中，也受到牽連而逃亡避難，當時曾為了輓弔事變中犧牲的青年而有如下詩作：
誰能料想三月會做洪水！
那突然的巨浪，竟沖破這樣堅固的防堤；
那無情的巨浪，竟流毀這美麗的田園；
那激怒的巨浪，竟淹沒這樣平和的城鎮。

誰能料想三月會做洪水！
有一個勇敢的青年，他曾有過洋的經驗，
但未到防堤被狂浪捲去了。
有一個理智的青年，他懷抱新進的理論，
但未到田園就被泥海埋去了。
有一個熱血的青年，他將發無限的純情，
但未到城鎮就被崩山壓去了。

誰能料想三月會做洪水！洪水一過滿地平坡！
啊！這樣國土何時能夠再建？洪水一過家散人亡！
啊！這樣民族何時能夠復興？洪水一過人心如灰！
啊！這樣社會何時能夠新生？
可是逃亡避難，終究仍無法躲過台灣知識份子面臨的浩劫，吳新榮這位熱血詩人醫師作家終於還是被迫〝自新〞入獄，在牢中寫下了＜獄中吟＞：
夢家忽驚起，鐵窗固不聞；
莫笑多情淚，孤島遠天哀。

知過悔不及，自此一路新；
寄望天地外，待我逸世人。

坐獄如乘船，暫且別家園；
此去風波路，但願早日還。

可惡你蚊蟲，不知我何人？
黃帝子孫血！何能肥你身？

在受了三個月的牢獄之災，經過家人友人多方奔走之後才重獲自由身，感傷之中不禁又寫下＜革命歌＞：

眠夢雙親醒思兒，春夜無心何遲遲！
我有滿腔鮮紅血，染換青史固不辭。

三世因緣同一監，一朝別離最難堪；
婆娑世界漂漂去，勸君勿忘共苦甘！

霪雨連綿兮夏已深，妻兒千里兮獨沉吟；
望故鄉兮何處在？倚鐵窗兮涕沾襟！

草虱一跳起，三尺有餘高；
吸盡人間血，滿腹而不歌。

廿八事變起，三臺意氣高；
流盡青年血，滿監革命歌。

事實上吳新榮的文學除了詩作之外，最為人稱道的是《震瀛回憶錄》和《亡妻記》，前者是其交待自己家世和一生清白的傳記，而後者則是他36歲就中年喪偶，在哀傷之際以日記方式描寫對亡妻的懷念，從《亡妻記》日記第一天＜逝去之春＞的摘錄內容，可見其用情之深令人讀後為之淚下。

日記是生活的寫照，日記是心靈的過濾器；
日記是遺留給子孫的悲歡記錄，日記是樸質無華的人生檔案。
三月二十七日
晴
昨夜正在一位友人下圍棋，突然接到從妻的娘家六甲打來的電話，告訴我雪芬自九點洗澡後便陷入昏迷。我放下一切，連忙僱車直奔六甲，到那裏已過了十一點。雖是僅僅一個鐘頭的路程，但我焦急的心情，使我覺得好像費了好幾個鐘頭似的。自從接電話以後，我心裡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想這想那，但又自慰著，總不至於一病就不起吧！……然而一到六甲，看到她的症狀之重，使我大吃ㄧ驚，她已全身發白，奄奄一息。據岳母說，當初訴苦說上腹部疼痛，立刻由內兄〈她的大兄當醫師〉給她打鎮痛劑數針，然而貧血情形依然未見好轉，因此另請來李醫師給她打林格兒氏液及葡萄糖珍，這才像現在這樣恢復了點神志。我看了不能放心再給她打數針強心劑，但症狀仍然不能轉好；神志雖然尚清楚卻無力說話。對我的問話她只能說「艱苦！」，我問她：「知道我在妳身旁嗎？」「是的，可是不想說話。」……我問他：「有什麼要說的話？」她說：「沒有。」一會兒又說：「什麼都黑暗了。」這是她最後很吃力吐出的一句話；……我想最後給她愛吧，於是用力吻她的頰，她似乎也有感應似地三次緊握著我的手，而後撒手西歸了。……她已離開了她最親愛的丈夫，離開了她的母親、兄妹、孩子們，而走向黃泉之路。孩子們哭得很厲害，可是我覺得現在不是流淚哭喊的時候，必須先將遺體處理。……然後給她化妝，以後抱上汽車，五個孩子隨後坐上來。……這氣氛使我錯覺今天是我由她娘家接她回來似的，所不同的是平常都是白天，而現在卻是夜半三更。上弦月淒然地懸在西空，她雖然還有一點體溫，但身體已如軟棉，嘴也閉著不會說話。這使我猛然覺得她確實已死了。……車走到佳里家門口，讓孩子們先下車後，我猛然覺得我所抱著的她，已經是死去了，我的眼淚便像堰上的泉水般地湧了出來。……打開小雅園的大門，把靈位安放在正廳。現在我在妻的靈前寫這一篇日記，和已經默默無語的他說話─。
雪芬啊！你是偉大的母性，因為妳已替我養育了五個愛兒；
雪芬啊！你是偉大的家庭主婦，因為妳在這複雜的大家庭裡，把一切都整理得有條不紊；
雪芬啊！對於我，妳是偉大的妻子，因為有妳，我才無後顧之憂地盡力去工作。然而雪芬啊！安心地往天堂吧！五個愛兒的養育責任我會全部接替下來。唉！唉！妻啊！安息吧！往極樂淨土的西天去吧！我的人生今後該有大轉變哪……

陸‧挑戰皇民文學塑造醫生形象的王昶雄醫師〈1916~2000〉

王昶雄本名王榮生，淡水人，熱愛文學考上日本大學文學系，卻因父命重考日本大學齒學系，1942年二次大戰結束前學成返台，一方面開設齒科診所，一方面加入張文環主持的「台灣文學」陣營，發表作品包括小說、詩歌、散文、評論都有，是日治時代蔣渭水、賴和、吳新榮之後重要的台灣醫師作家。王昶雄年幼時1930年代已是台灣文化、政治、社會運動蓬勃發展時期，他趕不上參加當時轟轟烈烈的抗日活動，到了他赴日學成1942年返回台灣時，日本殖民統治已被軍國主義的號角吹響，台灣也進入戰爭時期的威權體制，不僅文化協會、民眾黨等運動團體都已被總督府撲滅，甚至文學界也由日本政府主導的〝皇民化〞運動影響，壓制有台灣人意識的文學作品，甚至要求台灣作家要效忠天皇歌功頌德的學習日本文化，這個時期可說是有覺醒的台灣知識份子苦悶的時代。
王昶雄的小說＜奔流＞就在皇民文學化的時代背景中發表，當時原稿必須通過日本官方〝保安課〞的嚴格審查，內容遭到刪改後才得以發表於1943年7月號的「台灣文學」。然而＜奔流＞刊出後立即引起討論和重視，因為王昶雄利用小說中第一人稱的我〈洪醫師〉的角色，探討其病患伊東春生〈原名朱春生是沒志氣的台灣人，為依附日人娶日女為妻並改妻性〉和其學生林柏年〈是熱愛台灣、有正義感的血性青年，對伊東春生的不肖行為感到憤怒〉之間的民族感情與文化衝突。王昶雄在小說＜奔流＞中善用對比的手法，把人物不同的心理衝突和理想的醫師形象塑造極為鮮明，醫師不僅要治療病人的身體，也要治療其心靈，在小說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醫生這類人種，會不會只顧人民的肉體，而忘掉人有精神的一面呢？我開始領悟，診察了的肉體，而不能同時通切地判斷人的感情、心理的力量，沒有這個自信是不成的。

又小說中洪醫師對伊東春生棄養父母而一心想要和日本人同化的作風，內心是有所批判的：

娶日本女人為妻的伊東，對日方岳母孝敬是對的，但對生身父母有所忤逆行為，是千不該萬不該的。

反過來洪醫師對林柏年這位台灣熱血青年則充滿了鼓勵：

請盡力而為，柏年君！歷史的腳步不論喜歡不喜歡，日漸向著湍流，本島人要躍上真正舞台的時期，就要來臨了。

還有林柏年的自我惕厲：

嗯，無論怎樣艱苦，一定堅持下去。本島人每天像三頓飯一般地被罵成怯懦蟲，實在受不了。還有，在打垮那些身為本島人，卻又鄙夷本島人的傢伙的意義上，我也要拼命。

從小說中這些人物的描述，可以體會王昶雄在日治末期皇民化運動中的苦悶與掙扎，想要挑戰台灣人悲慘命運的決心。王昶雄很無奈的跨過戰爭結束後，進入國民政府統治的黑暗時期，228事件的衝擊想必也讓他銷聲匿跡一段長時間，但他的創作生命並未枯竭，漸漸的用不同於日治時代的中文又開始寫出一些散文、評論和詩，而其中最令人驚喜的是他與台籍前輩音樂家呂泉生合作，由呂泉生作曲，以台語演唱的歌詞＜阮若打開心內的窗＞轟動了音樂界：

一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就會看見五彩的春光雖然春天無久長，總會暫時消阮滿腹心酸春光春光今何在，望你永遠在阮心內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就會看見五彩的春光
二
阮若打開心內的窗，就會看見心愛彼的人 雖然人去樓也空，總會暫時給阮心頭輕鬆
所愛的人今何在，望你永遠在阮心內 阮若打開心內的窗，就會看見心愛彼的人
三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就會看見故鄉的田園
雖然路途千里遠，總會暫時給阮思念想要返 故鄉故鄉今何在，望你永遠在阮心內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就會看見故鄉的田園
四……

王昶雄和呂泉生合作的歌曲不少，例如「合家歡」、「歌聲、友情、智慧」、「結」、「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林旺之歌」、「蓮花」、「失落的夢」、「打開心靈的門窗」、「雨夜的小徑」、「我愛台灣的老家」、「祖母愛唱歌」、「安魂曲」等二十多首(31)。從這些優美的歌曲中，可以看出二位前輩努力要提升台語歌壇的藝術境界和精緻格調，這種提升台灣文化水準的苦心，正是王昶雄創作小說〝奔流〞的精神，另一種文學形式的表現吧！王昶雄為了兼顧醫療工作和文學創作，常得犧牲休息的時間，從他如下的自述中可以了解作為一個藝術追求者的堅持和理想：

記得我當一個牙醫當初，因為白天操持醫務而忙得團團轉，實在無法構想，只有耗到夜闌人靜時，才好執筆，往往在一燈縈然下，振筆疾書。那時是「而立」前後，在一生中是個年富力強的崢嶸年代。明知熬夜不是辦法，既然沒有其他時間可資利用，也只有聽其自然。每晚要寫到二、三點鐘，聽見遠處的雞鳴以後，書房也才「打烊」。有時在屋脊斗室裏燃著一隻蠟燭，舖好稿紙，等待著靈感到來，但睡意每較靈光先至，有幾次驚悸的醒來。因此，每逢休假日，便睡得很沉很甜，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翻幾個身，用手指揉一揉眼睛，再打幾個呵欠，方才懶洋洋地披衣起床。說也奇怪，作品產量反而多於從前，不知為環境所迫呢？還是熟能生巧呢？
文學的路子是艱辛的，遠望是一片奇景，走上去卻是崎嶇難行。但一個作家總是熱情而又敏感的，那熱血沸騰的心靈，既是與時代的脈搏一同跳動的，又與全台胞的哀樂戚戚攸關。當然頹喪的時候也有，但當時，我並不因此而拋掉這支筆，即使走的是荊棘沒徑的路，我也要一直走下去。
我們這羣被發掘出來的老兵，如今既然無力阻遏歲月的狂流，但應該緊握住每一個轉瞬即逝的時刻，再加一把勁，使這塊園地結出更豐滿的果實來。我忽然想起貝多芬的一句很漂亮的話：「真正的藝術工作者看見藝術那樣無窮無盡，他心裏不勝悵惘。他在神思昏昏之中，覺得自己離藝術的目標還遠。如果聽見旁人稱讚他，他就悲從中來，愈覺得藝術目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柒‧結語

從前述日治時期幾位前輩醫師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台灣醫師的人文精神與社會關懷的傳統，對於外來統治殖民政權的不公不義勇敢反抗，對於受剝削受壓制的苦難民眾同情聲援，對於封建社會的迷信、舊習俗加以批判，對於新文化、新知識的嚮往追求，對於台灣意識的自我覺醒，對於鄉土大地的熱愛奉獻…，以人道主義的醫師情懷關心病人，參與社會文化、政治運動，這些前輩醫師的作品充分反映了時代和民眾的心聲，也展現了「醫人醫國」、「救人濟世」的胸懷，讓所有台灣後輩學醫者深受感動之餘應有急起直追之覺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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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昶雄〈1998〉：《阮若打開心內的窗》。美國：台灣出版社。
13. 王昶雄〈1993〉：《驛站風情》。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