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臨床醫學與醫學人文大師～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

醫學是一門有科學根據的藝術


加拿大裔的美國醫學人文鼻祖：威廉‧奧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說過一句重要的話「醫學是一門有科學根據的藝術」(Medicine is an Art base on Science)，也就是說醫學基本上是屬於人文的藝術，跟其他的人文藝術不同的是他有科學的根據。


奧斯勒不但寫出了美國第一部醫學教科書：”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而且首創「臨床教學」的風氣，在他之前美國醫學教學只有講課(Lectures)而沒有臨床教學，他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學院變成美國醫界的龍頭，晚年他又到牛津大學講學，對歐陸也產生了影響，他對美國醫學院學生的演講，引經據典，旁徵博引，非常精彩，今年九八高齡的日本國寶級元老醫師日野原重明，不但為他寫了一部傳記，還特別把他的演說集註釋出日文版，最近在楊義明教授催生下，已經有漢譯本。奧斯勒醫生建議美國的年輕醫生在睡覺之前，看半小時的人文書，他開出的書單有十本，他說這些書對病人的瞭解與同理心的培養非常有幫助，這十本書的書目如下：


醫學生的十部床頭書：


(1) 新舊約聖經。
(2) 莎士比亞的作品。
(3) 蒙田散文集。
(4) 普魯塔克的傳記。
(5) 羅馬皇帝馬古斯‧奧里略的回憶錄。
(6) 艾匹克泰特之作品(Epictetus)。
(7) 醫師的宗教(Religio Medici)。
(8) 唐‧吉訶德。
(9) 愛默生的作品。
(10) 早餐桌上的篇章(奧利佛‧溫道爾‧霍姆斯醫生著)(Breakfast-Table Series：Oliver Wendell Holmes)。


他推薦的這些書，我年輕時代行醫時看了五、六部，的確對我個人的行醫態度，有種無形的影響。


早年的奧斯勒


奧斯勒於一八四九年七月十二日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的小城Bond Head，是八個孩子中的老么，父親(Featherstone Osler 1805-1895)本來是英國海軍軍官，一八三七年從海軍退休之後，才移民加拿大成為聖公會的宣教士，在北加拿大的小鄉下傳教。年幼時調皮搗蛋的個性使他惹了不少麻煩，十四歲時遭到退學，二年後，曾有數日被關進監牢的記錄。雖被認為是麻煩製造者，但他因深受父親的影響將來也想當牧師，因此在一八六七年進入三一學院(現在的多倫多大學)念神學院，之後在老師的啟發下，他對自然科學與醫學產生濃厚的興趣，於是在第二年轉入私立多倫多醫學院，他念了二年之後，因這個學校教學不是很理想，他又轉到蒙特婁的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就讀醫學院，並在一九七二年獲醫學博士學位。


畢業後赴當時醫學最發達的歐洲習醫二年，在臨床及實驗醫學打下良好的基礎，然後重回麥吉爾大學醫學院擔任教授，那年他才二十五歲。他是第一位把顯微鏡引進加拿大的人，同時也在醫學院第一個成立「醫學雜誌讀書會」(Journal Club)。也是第一座生理學實驗室的催生者。他不喜歡課堂上的正式教學方式，而喜好床邊教學或在屍體解剖室裡教學，他同時指導天花病房的醫療工作，並親自執行了八百例以上的屍體解剖。


充滿憐憫之心的奧斯勒


他非常有憐憫之心，有一次他看見路旁凍得發抖的乞丐，他便將外衣脫下送給乞丐；又有一次，有個從英國來訪的學生罹患惡性天花，且於三天後去世，奧斯勒寫了一封信安慰他的父母，解釋這種病的過程及其嚴重性，並說明這學生死時非常安詳；三十年之後，當奧斯勒遇到這學生的姊姊時，她告訴他那封信帶給她雙親莫大的安慰。


一八八四年他離開加拿大，應聘到美國賓州大學成為臨床醫學的主任教授，他以自由的方式鑽研醫學，結果在保守的費城掀起了一陣旋風，他在此五年間，執行了二百例病理解剖，並發表了無數論文。除全心投入工作中，他也用心經營同僚間的友情經營。此外也花很多時間在病房裡觀察病人的臨終變化，而常有新的發現，並引進顯微鏡成為診斷疾病的重要工具。一八八五年在他的號召下，在費城成立了美國醫師協會，並在一八八六年舉行首次年會。


在約翰‧霍普金斯的黃金時代


巴爾第摩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在一八八九年成立時，馬上邀請奧斯勒做主任醫師，他來霍普金斯醫院之後，馬上聲譽崛起，使他在教師、人文主義者和臨床教授三方面建立全國性的聲望，剛開始時醫院只有220床，駐院病人只有788人，十六年之後他離開時，病人已增加到4200人。總之，在他任職十六年期間，他成為當時北美洲最重要的醫師及教師。一八九三年，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成立，他是草創時期的第一位醫學教授，並成為全美訓練最完整，要求也最嚴格的醫學院；它也是全美第一家，入學學生必須先完成四年大學教育的學校。奧斯勒曾說：「我們很幸運來這裡當教授，若是來當學生，我們可能進不來。」


也許奧斯勒對醫學的最大貢獻是，他強調醫學生必須從看病人和與病人對話是醫學的重心所在，同時他還建立了駐院醫師的制度，此制度後來被所有英語系國家的教學醫院所採納，台灣也在五十年代採用此金字塔式的實習醫生及駐院醫生的制度直到今天。


奧斯勒最有名的著作《醫學的原理與實踐》在一八九二年完成；他為了要完成這本書，一八九一年的夏天特別從他的私人豪宅遷入醫院宿舍，開始日以繼夜的工作，每晚當十點的鐘聲響起，才脫下他的長袍。此書內容完整、思想清晰、文筆流暢，成為當時最有名的醫學教科書的聖經，內容雖然研究成果不多，卻間接而顯著的對醫學有重大貢獻。這書讓醫學生知道人類對疾病的認識是何等有限，洛克菲勒家族的老大約翰因受此書影響，而創立了洛克菲勒醫學研究中心，野口英世便是在此研究而發現梅毒螺旋菌。


在病房裡，大家暱稱他為酋長，他的才華在病房裡展露無遺。他致力於病患照顧流程的簡單化，鄙視當時的許多藥物，他認為：「我們能夠提供病患最大的幫助，是在於簡單的身體上和心理上的照顧，以及小心地使用一些已被適當研究過的藥物，使用這些方法所達到的效果如何，我們有活生生的實體所提供的訊息可看。」他熱愛教學，認為病人本身是最好的教學題材，沒有病人就等於沒有教學，而學生們因他與病人的親密接觸，以及對病人的生活充滿興趣而越加尊敬奧斯勒。因此奧斯勒成為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醫生與教授，因為他改變了醫學生的教學方式：重臨床實習，減少課堂上講課。他說他希望他的墓誌銘是：「他把醫學生帶到病房去做臨床教學。」他也特別強調全身檢查的重要性，每天帶醫學生和駐院醫生做教學巡診也是由他開始的。奧斯勒常說：「一個學醫的人不看書，彷彿水手出航沒有地圖，但是學醫而不看病人，那根本就是沒有出航。」他也說過另一句銘言：「如果您仔細傾聽病人的話，他們就會告訴您正確的診斷。」他一再強調問病歷的重要性。


在約翰‧霍普金斯時期，奧斯勒的名氣越來越大，處處受聘為顧問醫師，甚至連總統和內閣官員也來向他請益。身為顧問醫師，在那抗生素尚未發明的時代，很多疾病都是無法治療的，這時他會以關懷的口吻給病人及家屬一點希望。


晚年到牛津大學任講座教授


面對愈來愈重的工作壓力及責任，他打算在六十歲時退休，因他的哥哥在六十歲時死於心臟病；而在霍普金斯的最後幾年，他有間歇性胸悶的症狀出現。這時牛津大學邀請他去擔任Regius醫學講座教授，只負責教學而沒有臨床上的工作，他太太勸他趕快接受這個輕鬆的工作，於是他在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發表有關老人學的告別演說：「固定時期」(Fixed Period)，他說：「世界上有效地推動巨大改革的工作，都是由二十五歲到四十歲的年輕世代完成的。四十歲以後便開始走下坡了。」這時才五十五歲的他，也以幽默的口吻提到名醫Anthony Trollopés一八八二年也叫「固定時期」的一篇演說：這篇演說提到人在六十七歲退休之後，再過一陣子，如果無事可做，就可以用「哥羅仿」讓生命和平地結束。結果這篇演說引起軒然大波，很多報紙都以頭條報導：「奧斯勒推薦在六十歲時用『哥羅仿』。但是奧斯勒本人從一九○五年擔任牛津大學醫學教授到一九一九年才以七十高齡去世，在這十四年中，他的行程永遠排得滿滿的，忙於到處開會教學與演講及籌設一座大型的醫學史圖書館。一九一一年他被英國國王授予爵士的榮譽，當時美、加人士到英國旅遊行程中，幾乎都會安排去參觀莎士比亞的出生地及訪問奧斯勒夫婦。


奧斯勒在一八九二年五月四十三歲時，才與Grace Revere Gross結婚，她是一位費城大名鼎鼎的外科教授Samuel Gross的遺孀。奧斯勒夫人頗能忍受他的一些怪癖，包括在無任何預知情況下，奧斯勒會帶些朋友回家吃飯，婚後他們育有二個男孩，其中一位出生後不久即過世。另外一位兒子Edward Revere Osl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一七年八月不幸被砲戰炸死，奧斯勒夫婦聞此惡訊悲痛異常，久久無法平復。一九一七年十月，有位好友到牛津大學拜訪他之後說，再也看不到他昔日的幽默與笑臉了。


一九一九年十月，奧斯勒患了當時大流行於歐洲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接著併發Hemophilus influenzae細菌性肺炎及膿胸，雖然接受肋體切開引流膿胸，但病況仍不斷惡化，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病逝，享年七十歲。夫人Grace比他多活了九年，兩人一起葬在祖國麥基爾大學的奧斯勒圖書館內。


視病如親的典範人物


一九二五年奧斯勒的高徒哈維‧庫欣(Harvey Cushing)替恩師寫了三巨冊的長篇傳記，並於一九二六年贏得普利茲的「傳記文學獎」，一九九九年又有麥可‧布里思(Michael Bliss)出版了一部可讀性很高的短篇傳記。日本醫學人文大師日野原重明也替他寫了一部日文的傳記。


如果說巴斯脫是廿世紀基礎醫學的典範人物，那麼奧斯勒可以說是廿世紀臨床醫學的典範人物，他多方面的貢獻仍會深深影響廿一世紀的醫學發展。他在現代醫學的許多專科領域中，仍被視為重要的開山祖師之一，他有恢宏的世界觀，他強烈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並在全世界各地先後成立110個醫學協會或組織，他不但是熱心教學的好老師，他「視病如親」的精神更使他的弟子感佩，在醫病關係上，他認為醫學是一種醫術而不是一種交易，是一種召喚，而不是一種職業，如果一位醫師把醫療當作一種交易或職業，那病人只不過是一種商品，這人只不過是個醫匠，不配稱為醫師；醫師應該把每一位病人當作有血有肉、有靈有魂的人，需要以愛心、耐心、關懷、憐憫之心對待他，因為每一個人在奧斯勒的心目中都是至寶，以這樣的態度對待病人，才算是良醫的基本態度，在這方面威廉‧奧斯勒為我們立下了世紀典範。

(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於北醫醫文所)

20世紀最傳奇浪漫的醫師革命家～切‧格瓦拉（1928-1967）

  20世紀最有理想主義色彩，最富浪漫精神的醫師革命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只活了39歲，他短暫卻傳奇的一生是影響20世紀所有左派青年最巨大的挑戰，所有對現實社會不滿想要改造人類命運的革命青年，都把他當成悲劇英雄或想要追隨的偶像。即使在他逝世後已超過四十年，全世界抗議不公反抗特權的示威活動或在群眾對抗政府的衝突中，「切‧格瓦拉」的畫像或圖片仍不斷出現與被高舉，他象徵著熱血沸騰的青年永不妥協的反抗者，雖然必須面臨排山倒海的鎮壓或炮火，生命註定是一場悲劇與犧牲。「切‧格瓦拉」是一位拋棄榮華富貴物質生活享受，追求社會公義與自由人權的醫師革命家，他是20世紀迄今令人難以忘懷的傳奇浪漫英雄。
  切‧格瓦拉誕生於阿根廷的名門望族，家庭經濟相當優裕，但小時候他有哮喘病影響正常的上學，父母親都鼓勵他不斷游泳、登山、騎馬，培養他對體育和大自然的熱愛，也訓練他堅強的毅力克服疾病的挑戰，經常生病臥床也培養了切‧格瓦拉大量閱讀書籍的興趣，甚至超越了他同年齡學童的閱讀，11歲時他的父親就帶著他參加了「行動阿根廷」的組織，並為他報名參加該組織的青年團，這是一個反法西斯的組織，為反納粹軍隊募集資金。14歲時，切‧格瓦拉進入科爾瓦多的迪安‧福耐中學就讀，這是一所大眾化平民中學，顯然他的父母親沒有讓他就讀當地的貴族學校，他在這裡認識了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年輕人。
  1947年，切‧格瓦拉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醫學院，他大量攻讀醫學書籍的同時，也有系統的閱讀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哲學著作。在醫學院就讀期間，他喜歡到處旅行，曾於1950年騎自行車行遍阿根廷北部12個省，1951年他開始計劃騎摩托車穿越整個南美洲，從阿根廷、智利、祕魯、哥倫比亞一直到委內瑞拉，1952-1953年他真的和朋友展開拉丁美洲之旅，到處打工，也看到了整個拉丁美洲人民的苦難與受到資本主義剝削的貧窮，他更結識了不少各地的反抗者和流亡者，這個時期切‧格瓦拉已經有了革命思想，他曾說：「一個美洲戰士，從此出發了。」在1953年6月他完成了醫學博士的考試也有了行醫的執照。1954-1955年，切‧格瓦拉真的投入了拉丁美洲各地的革命行列，他在瓜地馬拉人民反抗獨裁鎮壓的陣營中，堅定的站在第一線從事宣傳工作；1955年6月他認識了古巴的卡斯楚兄弟，促膝長談之後，他加入了武裝行動，成為一手拿槍一手提著醫藥箱的游擊隊軍醫，從1956年到1959年，古巴革命的過程，切‧格瓦拉是自始至終參與其中的革命戰士成員，他經歷了最艱苦的游擊戰洗禮。
  古巴革命成功後，切‧格瓦拉被任命為國家銀行總裁，又成為勞工部長，他開始對美國布署作戰計畫，他也支持拉丁美洲各國的反政府運動與反抗資本主義帝國統治，他在古巴成立游擊戰的訓練基地，秘密訓練來自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祕魯各國的青年戰士，當然他也成為世界名人登上《時代》周刊封面，自然地也成為各國獨裁政府與中央情報局痛恨的對象。當很多昔日的游擊隊員，包括卡斯楚本人，都已經搬進哈瓦那的希爾頓酒店居住，切‧格瓦拉仍堅持住在卡瓦尼亞堡陰冷潮濕的房間，保持著打仗時清苦的生活習慣，他穿著軍服衣著樸素留著游擊戰時的鬍子，辛苦的工作伴隨著不斷發作的哮喘，卻仍關心著世界各地的革命運動。當古巴的官僚主義開始出現，許多領導的專車、辦公室、家裡開始裝上了當時罕見的冷氣時，切‧格瓦拉非常不以為然，他認為領導人物坐在冷氣房將大門關上，會自然割斷與人民的聯繫，他自己的辦公室就完全沒有這些奢華設施。到了1963-1964年的切‧格瓦拉與卡斯楚的矛盾已日漸明顯，特別是在支援世界各國革命的態度方面。
  1965年，切‧格瓦拉竟然喬裝打扮，秘密持用假護照，經過19天行程抵達非洲的坦尚尼亞，他在此訓練一批古巴的黑人戰士，並帶領他們偷渡入剛果，想要幫助剛果脫離比利時的殖民統治走向獨立，沒有想到剛果人的游擊隊不堪一擊，隊員中也出現嚴重分裂。切‧格瓦拉又得了瘧疾，被迫離開剛果，卡斯楚也不支持他的行動在古巴共產黨大會上宣讀他的告別信，雙重打擊之下，切‧格瓦拉在坦尚尼亞的古巴大使館中閉關了三個多月。1966年他隱居於布拉格開始策劃玻利維亞的革命活動，當年7月他返回古巴挑選了一批戰士，施予魔鬼訓練，後於11月他率領了游擊隊員來到玻利維亞的戰鬥基地，但是他與玻共的書記蒙赫無法達成協議合作，只能孤軍奮戰對抗政府軍。從1967年3月到8月期間，切‧格瓦拉的48名游擊戰士被數千名政府軍包圍，缺乏任何補給的情況下，最勇敢的戰士不斷陣亡，到了9月只剩17名跟隨]他的游擊隊員。10月8日，切‧格瓦拉在一場戰鬥中被擊中右腿被捕，政府軍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怕夜長夢多立刻下令槍殺，10月9日清晨，切‧格瓦拉被開了九槍，結束了他悲劇英雄永遠革命者的一生。
  切‧格瓦拉放棄榮華富貴與物質享受，放棄崇高的醫業，選擇反抗不義，追求理想的革命人生，不惜犧牲生命支援世界各地的游擊戰爭，這樣的醫師何處再得見到呢？

棄醫從文 為新文學搖旗「吶喊」的魯迅（1881～1936）

魯迅，中國近代新文學運動的搖旗「吶喊」者，發揮最重大影響力的作家，本名周樹人，誕生於浙江省紹興縣，所處時代正值滿清末期與民國初期，親身經歷舊時代舊社會的崩潰，又對新時代新社會的建立充滿期待，然而卻看不到真正的希望和光明的前景。作為一個全心追尋外國文學、文化、文明的知識份子，魯迅對傳統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禮教和奴隸國民性可說是深惡痛絕，他的小說對中國人「沉默的死靈魂」展開兇猛的批判，文字充滿嘲弄反諷，對舊體制的衝擊解構在中國近代新文學運動中，可說是高舉大旗勇往直前，也確實發揮了震撼人心引人深省的巨大影響力，堪稱是中國近代小說的第一人。

對新文學運動來說，魯迅發表於1918年的《狂人日記》是中國近代第一篇白話文小說，刊載於當年5月15日《新青年》月刊四卷五期，小說中出現了：

凡事總須研究，纔會明白。古來時常喫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喫人」！

本文引自：《魯迅小說集》，楊澤編，頁6

又在結尾時說：

不能想了。

四千年來時時喫人的地方，今天纔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裏，暗暗給我們喫。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喫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喫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沒有喫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本文引自：《魯迅小說集》，楊澤編，頁15-16

可見魯迅對中國傳統封建社會中滿口「仁義道德」，卻老是上演「人喫人」的惡劣文化是多麼的憤怒和不滿！

魯迅在他的小說集《吶喊》的自序中，清楚的交代了他為什麼前往日本學醫，後來又是為什麼棄醫從文的經過，小時候的魯迅親眼目睹父親生病卻愚昧的求助於傳統中醫，結果人財兩失導致家庭陷入困境的無奈。自序中說：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中略）

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豫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本文引自：《魯迅小說集》，楊澤編，頁465-466

可是就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1904年，時魯迅24歲）就讀了兩年之久，1906年魯迅在課堂上看見了日俄戰爭有關的一片電影畫面，讓他驚醒了「學醫救中國」的美夢，他決定放棄學醫而從事文藝運動，在《吶喊》的自序中，他寫道：

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本文引自：《魯迅小說集》，楊澤編，頁466-467

在日本棄醫從文的魯迅，先在東京邀集了一些同志辦起了雜誌，雜誌名稱就叫《新生》，當然經濟的困難註定了雜誌失敗的命運，接者魯迅開始翻譯西方和日本的著作希望改變中國的思潮，他也在1908年（28歲）時加入了反清的秘密革命團體光復會，1909年他返回中國任教於杭州的浙江師範學堂。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魯迅曾率青年學生上街宣傳革命，可見魯迅於民國建立初期對革命是充滿期待，希望中國能徹底改變過去的積弱與惡習，1912年魯迅曾應教育總長蔡元培邀請，到南京任職教育部後又隨臨時政府遷往北京；然而革命初期中國社會的混亂，袁世凱的稱帝，各地封建勢力的割據，以及新舊惡勢力的衝突勾結，遭受苦難的中國人民仍陷於水深火熱的苦海，魯迅已開始領悟到中國的問題在於長期累積的封建文化和國民奴性，如果不能連根拔除舊時代舊社會的封建思想，單單表面上政權轉移並無法解決根本的社會問題，1917年魯迅因軍閥張勳復辟，憤而離職；從1918年起魯迅發表《狂人日記》之後發表＜我之節烈觀＞抨擊封建禮教，繼而在《新青年》開闢專欄＜隨感錄＞陸續發表雜文評論時事，後再發表＜孔乙己＞、＜葯＞、＜明天＞、＜一件小事＞、＜風波＞…等大量小說問世，迄1921年最出名的小說、＜阿Q正傳＞在北京《晨報副刊》連載，造成了全國轟動，因為＜阿Q正傳＞中的主角代表的正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卑微屈辱的縮影，讓許多讀者看了不禁掉下悲憤的眼淚，對中國人的社會帶來了最巨大的文學衝擊力量！

魯迅陸續又發表了許多小說，也翻譯許多俄羅斯的文學作品，他也經常受邀在中國各省有名大學中演講，在1920-1930年代他已經成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藝青年的導師，1926年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槍殺愛國請願的青年學生，發生「318慘案」，魯迅為聲援學生，陸續發表＜無花的薔薇之二＞、＜死地＞、＜紀念劉和珍君＞等文章，而被北洋政府通緝，被迫離開北京應林語堂邀請至廈門大學任教，後於1927年又出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1928年他與郁達夫合辦《奔流》月刊於上海創刊，1930年又於上海創辦《萌芽月刊》與《文藝研究》，此後一直以上海為寓所從事寫作與譯作，並出版一系列文集，晚期並以中國歷史故事為題材賦予新的內涵和挑戰，例如＜補天＞、＜奔月＞、＜鑄劍＞、＜非攻＞、＜理水＞…等合編成《故事新編》於1936年出版。同年3月魯迅已因肺病嚴重瘦得只剩37公斤，9月發表散文＜死＞預告了自己的臨終，10月17日執筆最後作品＜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稿，10月19日早晨病逝於上海。

魯迅的逝世讓中國失去了新文學運動搖旗「吶喊」者，也讓全世界失去一位人道主義文學家，他是我們學醫者奉獻給文學界最珍貴最厚重的禮物。

參考書目：《魯迅小說集》，楊澤編，洪範書店，台北，1994

99/10/1陳永興院長就職演說內容

我首先要感謝天主教靈醫會，特別是聖嘉民，將近五百年前創立了靈醫會，還有許多靈醫會的神父、修士、修女們，還有今天的羅東聖母醫院。
我要感謝羅東聖母醫院過去所有的工作同仁們，他們按照靈醫會的宗旨，以病人為基督，在蘭陽地區作了五十七年的貢獻，我要跟他們學習。
我要感謝所有蘭陽地區的父老民眾、病人及家屬，讓我們有機會學習耶穌基督來服事所有弱小兄弟、偏遠的民眾及原住民病患。
還要感謝今天所有的貴賓，有些是來送呂鴻基院長，有些則是來送我，因為有很多朋友遠從高雄及台北送我到羅東聖母醫院。
我自醫學系畢業到現在，經常變換行程，有需要我服務的時候，我就改變行程，羅東這一站是我從來都沒有想到的一站，我的太太說：『您又要換工作啦，從高雄跑到羅東這麼遠的地方，在台灣的最前線。』我回答說：『我被靈醫會感動了，有感動就不遠，神父、修士、修女們從義大利來到台灣都不覺得遠，是比去天國還比較近的地方。從高雄到羅東，有愛，就不遠。』。
我特別要感謝我媽媽、太太、女兒，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三個女人的支持，以前我在台北工作每個禮拜回去高雄一次，現在我徵得她們的同意，每個月只回去一次，其餘時間我必須為羅東聖母醫院同仁、病患及家屬奉獻服務。我對著太太說：『我這次到羅東聖母醫院去工作，大概就不會再換工作了。』她說：『真的嗎?』我說：『真的！』義大利的神父來羅東工作，一來就四十年及五十年都沒有回去，甚至很多都埋在這裡… (陳院長拭淚、全體觀禮人員鼓掌)，所以從今天起，我就是羅東人。(台語發音)

我是教授醫學史的，台灣醫學史最重要的醫師是蔣渭水，他是宜蘭人，宜蘭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除了蔣渭水、郭雨新、林義雄、陳定南、陳五福及黃春明、藍蔭鼎，全台灣最好的舞蹈家、藝術家、作家及政治家都在宜蘭。我教台灣醫學史時，教學生如何效法這些前輩。而我今天來這裡，就是要自己去實踐這些前輩的精神。所以我來這裡是要奉獻，不一定要擔任院長。我當院長不是為了享有權力，而是為了學習這些外國來的神職人員，他們從世界各國、義大利，天主教、基督教所有到台灣犧牲奉獻的前輩。特別是范鳳龍大醫師，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醫院都沒有休假，開了八萬多台手術，他出殯的時候，羅東有五千人來送他。就像蔣渭水當年出殯的時候，全台灣也有五千人來送他。
今天我的就職典禮有這麼多人在這裡，比我的結婚典禮還盛大。我這輩子有兩次是由神父來幫我主持典禮，一次是在百達山地服務團時期，神父為我主持婚禮，今天則是由洪總主教來幫我主持就職典禮。我希望當我告別時，也有五千人來這裡送我。(全體觀禮人員鼓掌)
我把我所有從醫學上所學的、在宗教上受到的感動及被台灣歷史的呼召，全部在這個地方做奉獻。(全體觀禮人員鼓掌)
我知道我要面臨很多困難，醫療生態環境的衝擊，這是個五十七年歷史的醫院，我們有很多要革新、要進步，我要跟我的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我需要智慧、力量及勇氣，但是我想天主會賜福給我們羅東聖母醫院所有的工作同仁，也會繼續祝福蘭陽地區所有民眾的健康，我在這裡祈禱，天主賜福給每一位今天來參加這個見證的貴賓及同仁，謝謝大家。

法國細菌學之父巴斯脫(Louis Pasteur 1822～1895)

在人類所產生的科學家之中，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產生最密切的關係的，可能就是法國的巴斯脫。我們每天喝的牛乳，都是經過巴斯脫發明的滅菌法處理，才能喝下去不會生病。他雖不是醫生出身的科學家，但是他對基礎醫學的細菌學的貢獻，可能沒有一位醫生會超越過他。巴斯脫的個性溫和，年輕時候，表現也平平，但是他有不屈不撓的堅持下去的個性，加上無限的耐心，成為驅策他前進的動力，而造就他一生的偉大成就與發明，在他的一生中，有三個W開頭的字，對他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三個字便是Will (意志)、Work (工作)和Wait (等待)。

他在1822年12月27日生於法國東部猶拉 (Jura) 地區和小鎮道爾 (Dôle) ，他的父親曾在拿破崙出征義大利之役中打過戰，也得過勳章，戰後他回到他的本行當製革工人，父親雖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卻娶了一位賢淑的妻子，他們生了二女一男，而巴斯脫是他們的獨生子。

巴斯脫小時候曾經搬了兩次家，先搬到瑪諾茲 (Marnoz) 再搬去亞波伊思 (Arbois) ，他在此城唸書時，雖然很聰明，但並不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因為他喜歡釣魚，到鄉間去蹓達，在皮革工廠尋找寶貝，而他最愛的是繪畫，他的雙親最擔心的是，他長大後會成為窮畫家。

16歲時，他到巴黎上中學，不到一個月他因想家而病倒了，那時他說：「我只要聞到製皮廠的味道，我的病就會好了。」不久父親就把帶回家，讓他重享天倫之樂，並重拾畫筆、魚竿和探索的時光。巴斯脫與他的兩位姐妹都很親密，而且也很孝順，有一次他買禮物送給父親，他父親非常感動，並且以他為榮。

20歲他曾到巴黎大學上課，他深為名化學家杜瑪思 (J.B.Dumas) 所迷。1939年到1942年他先到貝桑松皇家學院就讀，並獲得「科學學士」，並在此校任數學的助理講師，而最奇怪的是，他的化學成績並不算好，勉強及格而已。

他認真讀書的時代是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 (1843～1846) 就讀時，終於在23歲時 (1845) 獲得碩士學位，25歲 (1847)獲得博士學位。

畢業後，他先到地戌大學 (Dijon Univ.) 任一年物理學教授，然後在1849年正式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任化學教授，他在史特拉斯堡大學整整任教五年，並在此找到終身伴侶，原來是他到史特拉斯堡不久，就認識了校長勞倫特氏，到他家聚會時，巴斯脫對他年輕的女兒瑪麗一見鍾情，見面不到兩週，巴斯脫就迫不及待地正式寫了一封求婚信，信上說：他沒有錢，但在校任職，工作努力，身體健康，無不良嗜好。戲劇性的結果，他果然娶到了校長的女兒。而這位校長千金萬萬沒有料到自己所嫁的這位青年科學家，因為工作太專心，竟然連結婚的婚期 (1848年5月29日) 也全然淡忘，最後，總算由同事在實驗室中找到他，免除了在婚禮中新郎缺席的尷尬。

1854年，32歲的巴斯脫，被聘為里爾 (Lille) 地方新設立的科學院院長，就職後他所投注的研究改變了整個化學的歷史。在巴斯脫之前，很多科學家或哲學家都相信「自然發生論」 (spontaneous generation) ，認為死的東西可以產生活的東西，經過不斷做實驗的結果，在42歲之前巴斯脫終於推翻了「自然發生論」，巴斯脫證明生命是一種活的生殖細胞，「而且祇有活的東西才能創造生命，死的東西不可能創造出活的生命」。

來到里爾這個甜菜和釀酒之都，大家都期盼這位新來的化學教授，大顯神通來解決釀酒業所發生的各種問題。

當時的科學家可以寫出糖水發酵為酒的反應方程式，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雖然有極少數的學者聯想到酵母菌和發酵的關係，但僅是空乏的推論而已。巴斯脫一向都認為發酵不僅僅是一種化學現象，他慎密地在當地工廠搜集實驗的材料，再加上一次再一次的培養試驗，終於在顯微鏡下看到分離出來的純酵母菌，證實活的酵母菌可以使糖水發酵變酒。

此外，他發現酒中除了酵母菌外，還有其他的細菌存在，這些細菌就是導致酒變酸變壞的原因。因此他就把酒加熱到攝氏45度到60度，就可以防止酒變濁。這就是著名的巴斯脫滅菌法 (Pasteurization) 的由來。

巴斯脫的實驗工作，使法國的釀酒工業走上科學化之途。知道如何控制酵母菌，不但使酒的產量大增，也使酒的風味醇美。後來，法國就是依靠酒業驟增的收入，才得以清償巨額的戰爭債務。

1857年他轉任巴黎高等師範的科學研究主任及行政管理的主管，他在此整整任職十年，1862年更被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1860年代他又創造了奇蹟，挽救了法國的蠶絲工業。那時歐陸的蠶卵都感染了不知原因的疾病，整個法國的蠶絲工業亦同遭厄運，全國三千六百個市長、議長、及養蠶者上書上議院求助，因而成立了一個研究蠶疫的委員會。巴斯脫的老師杜馬思 (J.B.Dumas) 擔任委員會主席，杜馬思馬上挑選巴斯脫去迎戰這個棘手的難題。

巴斯脫自認對蠶一無所知，甚至連蠶的型態也不清楚，不肯貿然接受老師的差使。可是，老師卻對他充滿信心，對他說：「這樣更好，憑你敏銳的觀察力，一定會產生好的主意的。」

1865年7月，巴斯脫抵達阿拉斯 (Alais) ，親身參與蠶病的研究。先探求傳染的病因，繼之對引起疫病的微生物加以撲滅。然後選用健康的蠶種。就這樣，挽救了瀕臨絕路的蠶絲工業。他用四年的時間，才完成了老師所託付的任務。終於讓法國的蠶絲業起死回生，開始繁榮起來。

這時他雖然事業有成，個人的痛苦與悲劇卻頻頻發生，1859年他的大女兒Jeanne因感染斑疹傷寒而去逝了，1865年他最小的孩子Camille也在二歲時因發高燒而逝，八個月之後，他12歲的小孩Cecile又因傷寒而去逝，巴斯脫因工作過勞，加上心理上的壓力，他患遇腦出血，影響他的說話能力，而他的左手也不能動了，這時巴斯脫感嘆說：「我的一隻手好像被砍掉了。」最後還是靠他忍耐的工夫，才慢慢好轉起來。那時他讀了史邁爾思 (Smiles) 的「自助」和Bossuet的「上帝與自我的認識」讓他增加了精神的力量。

1870年那可怕的戰爭，又給他帶來了家庭的悲傷，因為他唯一的兒子參加了陸軍，而且當兵上前線數週後，一點消息都沒有，巴斯脫只好放棄實驗工作，跑去前線去找他兒子，沿途他碰到不少戰敗的軍人和受傷的人，他感嘆地說：「從莫斯科撤退是令人觸景傷情的一幕。」當他終於遇到他兒子的長官時，他告訴巴斯脫他兒子那一營本來有一千兩百人現在只剩下三百人還活著，巴斯脫聽到後心涼了一半，只好再沿著山路去找他兒子，一路上遇到不少死馬和傷口已壞死的軍人，最後他終於找到一位消瘦的軍人，因飢餓而顯得軟弱，用外套包著眼睛，這位軍人正是他的兒子，父與子相擁而泣，太感動了二人久久說不出話來。

目睹戰爭的悲劇，更點燃起他研究疾病細菌的決心，他發現在醫院因感染病菌而死的軍人，比死在戰場上的軍人更多。因此巴斯脫堅持必須控制和消滅那些快速傳染的細菌，而且不但在處理傷口時要徹底消毒，並且所有醫療器具和繃帶都必須消毒。他這個理論與英國著名的外科聖手的約瑟夫‧李斯特 (Joseph Lister) 主張用強烈的石碳酸消毒傷口的作法不謀而合，因此李斯特寫信感謝巴斯脫的實驗對他的啟發。

巴斯脫一生大部分埋首於實驗室中，由研究酒石酸的結果，把他帶引到「醱酵學」的問題上，由「醱酵學」的研究又把他帶引到對疾病方面的探討。前後經過了二十年，到了1877年，他55歲時，他才開始擴大其研究及于人類與高級動物的疾病。首先致力於「炭疽病」與「雞霍亂」的預防疫苗的接種，他應用牛痘苗防疫的原理和方法，防治了該兩疫病的蔓延和流行。

1881年春天，巴斯脫在米農 (Melum) 農學會公開表演替25隻綿羊做炭疽病的預防接種，轟動一時。這項成功給他帶來了一個法國最高榮譽勳章。次年他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他的門生受到激勵，他們研究的範疇亦由細菌學擴及於血清學與免疫學，甚至延伸到治療學的領域。

1885年，63歲的巴斯脫完成了他一生最卓越的成就，就是發明對狂犬病的預防接種法，俄皇為了感謝他救活了12位被瘋狗咬到的農夫，特別派了大公爵贈與他一枚聖安尼鑽十字勳章，以示酬賞。並撥十萬法郎作為響應法國籌建「巴斯脫研究所」的經費。

為了報答巴斯脫對化學工業以及醫學方面的無比貢獻，法國政府作了一件意義深長的事，那就是在1888年巴斯脫66歲那一年成立巴斯脫研究所，以達成巴斯脫一心要把法國變成全世界研究傳染病的中心的意願。

巴斯脫研究所籌建時，全國人民踴躍捐輸，建築師拒不收費，營造商也只肯接受材料費，建築工人賣力加班，1888年11月14日舉行落成典禮，法國總統親臨會場道賀。禮堂無法容納前來觀禮的人。巴斯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講詞由兒子代唸，巴斯脫稱許國家的教育制度優良，尤其是大學的師資對他從事研究工作的啟發，影響至巨，他由衷表示，他的成就完全是大家的愛護與支持。

巴斯脫研究所成立之後，他被任命為創所所長，在他的領導下，果然成為世界一流的研究所，二十世紀主要的疫苗的發明，差不多都是由這個研究所研發出來的，1892年巴黎大學為慶祝巴斯脫70壽辰舉行了盛大的國際性慶典，1895年9月28日，73高齡的巴斯脫在經營研究所七年之後，逝世於所長任內，遺體長眠在巴斯脫研究所地下室的禮拜堂內。墓碑上刻有一句他臨終時的話：「我已經盡了本分。」我們常說：做大事不做大官，巴斯脫就是最好的典範。最近法國人票選法國歷史人最受尊敬的人物，結果第一名就是巴斯脫，而拿破崙祇拿到第五名，可見巴斯脫在法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巴斯脫事實上在他46歲那年他就因腦溢血而半身不遂，最難能可貴的是他並沒有因病在工作上受到嚴重的影響。許多重要研究的實驗和成果都是在病後二十七年中完成的。他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永不懈怠，他不但奠定了微生物學的基礎，外科學和公共衛生學也因他的研究而改觀，使整個醫學的發展導向於科學與實驗之途，尤其是預防疫苗的發明，更拯救了千千萬萬的世人，因此他不僅是法國的偉人，也是世界的偉人，科學家中的科學家。

醫學研究先驅～ 居禮夫人傳

作者：陳永興

閱讀居禮夫人傳記而不落淚是很困難的。這位傑出的放射能研究者，是人類史上唯一兩度獲得諾貝爾獎〈物理獎與化學獎〉的女性科學家，她和居禮先生歷經千辛萬苦發現放射性物質「鐳」，自己甚至因終生投入放射性物質的研究而罹患白血症病逝；犧牲了青春、時間、家庭和物質生活享受甚至生命而無怨無悔，在最窮苦艱困的環境中奮鬥不懈堅持理想，最後得獎受世人肯定後仍拒絕名利放棄專利權，將科學研究成果完全無私的奉獻給世界人類，這種偉大的情操值得所有醫學工作者深思學習。
居禮夫人，本名瑪妮雅‧斯克羅德夫絲卡，波蘭人，1867年生，自小即承受亡國之痛〈當時波蘭在俄國統治之下備受壓迫〉，瑪妮雅年輕時就充滿理想並熱愛祖國，與革命知識分子有所來往，但不忘認真求知嚮往科學。在居禮夫人傳中這樣描述著：

當時的青年男女，有一個共同的夢想─復興祖國的夢。在他們未來的計劃裡，為祖國波蘭服務的願望仍舊在個人野心、結婚和愛情之上。有人夢想激烈的戰鬪，甘冒生命底危險，計畫著叛變的策略；有人夢想採用論辯的行動；有人則在神祕的夢境中希求安慰。……
雖然她的朋友裡面有革命底愛國者，在危險的時刻裡，她也曾把通行證借給他們，瑪妮雅卻沒有沉迷於參與暗殺陰謀。……她們牢記著此時此際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工作並且為波蘭建設一個智識底大本營，同時要把當局蓄意使其封閉於黑暗中的貧苦民眾加以啟發。
她們去上解剖課、自然科學、社會學等各種課程。慈悲為懷的老師，把這些課程教授給一些想擴展自己教養的青年人。這些課程都在畢雅夏克的家或其他人的私宅裡秘密舉行。每一次聚會，大約有八個或十個學生聽講並作筆記。他們彼此傳閱小冊子或論文。聽到風吹草動都會使他們震顫。因為萬一給警局發現了，他們全要抓去坐牢的。
瑪麗‧居禮這樣寫著：「和那些為求知慾所燃燒並具有才智的朋友們聚集在一起，那種令人懷念的氣氛，我至今仍有鮮明的記憶。活動的方法既貧弱，所得的成果亦無足觀。然而我卻堅決相信，當時帶領我們的各種思想，乃是促進社會真正進步的唯一途徑。我們不能渴望那種不圖改善個體，卻希求達到建設一個較為美好世界底想法會成為事實。朝這個鵠的，我們每一個人必須努力發揮自己最高的潛能，接受並分擔在人類全體生活中自身的職責。我們各自的責任就是幫助那些我們感到自己對他們最有用處的人。」
「流動大學」的目的，不僅要補足剛從中學畢業出來青年人的教育，同時也要使這些學生將來成為教育家。瑪妮雅矢志為那些貧苦階段的婦女授課。她開始時給製衣工廠的女工大聲朗讀課文，為她們一冊一冊地搜集了一個小圖書室的波蘭文書籍，以便供給那些女工們閱讀。
～摘自《居禮夫人傳》，頁76,78

我們可以想像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要學習先進的科學是多麼困難，但瑪妮雅毅力堅強，她自己過著最貧困的生活，做家教賺錢供應姐姐布蘭妮雅去巴黎攻讀醫學，到了1981年她24歲才有機會前往巴黎攻讀物理學和數學。在巴黎讀書的日子必須省吃儉用到什麼程度，我們從書中可以看到：

生活確實被剝奪而幾乎到了赤貧的程度。…有三年多的歲月，她將過一種單獨獻身的研究生活。…那也是一種和僧侶或傳教士一樣的生活。
她的生活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需是和修道士一樣簡樸。…她一個月僅有四十盧布可供支用。
她確認物質生活毫無重要性可言，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基於這個堅守的原則，她使自己過一種奇特而缺乏人性的斯巴達式生活。
她除了奶油麵包和喝茶之外，什麼也沒吃。
在這種食譜下，…很快變得日趨虛弱。她從桌邊站起來時，經常會覺得頭暈目眩，…可是她漠視它，…如果姊夫說到她面帶菜色，她會肯定地說書讀得太累了。…有一天，瑪麗終於在一個同學面前昏倒。
前一天晚上開始，她只細嚼過一包蘿蔔和半磅櫻桃。…只睡四個小時。後來又去索本大學，…然後就昏倒了…
然而，翌日她又開始以空氣為主。
苦讀！……苦讀！她把自己沉浸在研讀中……
她對實驗室裡的「氣候」，那種專注和甯靜的氛圍有一份熱愛。這是她直到生命的末日一直最喜愛的。她總是站在一張擺著精細儀器的橡木桌，或者站在放滿某種融解在沸騰中的物質和吹管的實驗桌前中工作。……她尊敬這個房子裏那種聚精會神的氣氛，她不發任何吵聲，她不說無謂的話。
…瑪麗決心要拿兩個，一個物理和一個數學學士學位。
她的頭腦非常精細、理解力異常靈敏。…銅鐵般的意志，追求完美的熱望，和難以令人相信的毅力。…1893年，她以第一名通過物理學士學位考試，1894年又以第二名成績通過數學學士學位考試。
～摘自《居禮夫人傳》，頁138,140~144

在巴黎，瑪妮雅〈留法後改名為瑪麗〉認識了物理學家彼埃爾‧居禮，兩人於1895年結婚，從此居禮夫婦成為研究工作的夥伴和追求科學真理的相互扶持者，他們的研究工作是艱困、孤獨的，令人難以想像的欠缺支持，我們由下文可以窺知：

在索本大學所屬的許多建築物中，該不致於找不到可供居禮夫婦使用的工作室吧？事實上，顯然沒有。…彼埃爾和瑪麗又踱回他們的出發點，也就是回到彼埃爾所執教的物理學校，瑪麗曾在那兒做過第一次實驗的小房子。這個房子朝向天井，天井一端，有一個小木棚。那是一個廢棄不用的木棚，有破敝不堪的天窗，時時漏雨，原係供作醫學院解剖用的。…這個木棚沒有地板，地上舖有一層不均勻的瀝青油。室內只裝設了幾個破損的廚桌。有一塊黑板，…還有一個古老的鐵鑄爐子，上面有個生銹的煙囪。
工人也不願在這種鬼地方工作，儘管如此，瑪麗和彼埃爾卻寄身其中。這木棚有個好處，它毫無引人之處，如此寒傖簡陋，沒有人會拒絕騰出讓他們使用。…這對夫婦非常高興，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必把原料堆在街道上。
「我們沒錢，沒有實驗室，在這項重要又艱難的工作中又沒有幫助〈她後來這樣寫道〉，那好像是要『無中生有』似的。如果卡西米亞‧杜魯斯基曾把我的學生時代稱為「我姨妹生涯中之偉大英勇的時代」，那麼我要毫不誇張地說─現在這個時期是我和丈夫共同生涯中英勇的時代。
…然而就在這個寒傖可憐的舊木棚中，我們度過了生涯中最美好的幸福年月，把自己整個獻身給研究工作。有時我拿著一根和身子等高的鐵棍，竟日攪拌那大量的沸騰物質，到晚上，我總是感到精疲力竭。」
居禮夫婦在這種情況下，從1898年到1902年連續工作了四年。
工作積年累月地持續下去，彼埃爾和瑪麗不曾感到沮喪。那和他們相抗衡的物質，仍然保持著它的奧秘，使他們為之沈迷。在這個木棚裏，由愛情和知識的熱情而結合的夫婦，他們倆過著同樣命定的那種『悖逆常理』的生活。
～摘自《居禮夫人傳》，頁211,214

就在這麼難以想像的簡陋工作環境中，人類史上最重要的放射性物質研究，在居禮夫婦的手中獲得重大的突破，他們發現「釙」也成功分離出「鐳」，同時於1903年共獲諾貝爾物理獎，得獎時他們居然無法出席，因為過度勞累以及健康受損無法承受在冬天的長途旅行。得獎後他們更因為受到媒體和社會大眾注意而備感困擾和不安，在他們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如您所見，好運在此刻眷顧我們，但這些好運的恩寵、降臨，也同時帶來無數的憂煩。我們從來沒有這麼不安寧，我們有好些日子，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也沒有時間去想我們曾經夢想的那種遠離塵囂的隱遁生活！」
「我們和平，艱苦的生活整個被破壞了，我不知道能否再恢復平靜。」
「這種踰越我們力量以外的努力，造成疲勞的結果，以及我們工作上不能令人滿意的物理條件，因為聲名的侵入增加了這種困倦。這種對我們自願信守的孤獨底破壞，是我們真正受苦的原因，而一切災難的結果都發生了。」
～摘自《居禮夫人傳》，頁268,270

從居禮夫婦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科學家的精神，正如其所言：

「在科學上，我們必須關注的乃是事物，而非人際關係。」
～摘自《居禮夫人傳》，頁275

居禮夫婦的偉大不僅是受物質生活的匱乏仍熱烈追求科學的真理，更難能可貴的是在科學上做出對人類重大貢獻後，竟能拒絕可以獲得的名聲和利益。許多企業、團體、朋友都希望他們申請專利，以確保研究成果可以獲得令人羨慕的現實利益，包括可觀的金錢收入，但是他們拒絕了，他們把所有的成果發表給全世界人類共同享用，他們放棄專利，繼續過最清苦樸實的生活，在最艱困的環境中繼續研究工作，居禮夫人說：

「我有許多朋友並非沒有確鑿的理由，他們深信如果彼埃爾和我能確保我們的權利，我們一定可以得到充份的資金，來興建一座滿意的鐳研究所，而且一定不會遭到過去對我們兩人都是難題─現在仍是我的難題的障礙。儘管如此，我確信我們過去所做的是對的。
人類之中確實需要講求實用的人，他們在工作中求取最高的代價，而不忘懷全體人類的福祉以及保全他們自己的利益。但是人類也需要夢想家，對他們，企業發展的興趣不足以繫絆他們，因此，無法使他們注意於自己的物質利益。
這些夢想家無疑地沒有資格得到財富，因為他們不想得到它。即使如此，一個組織健全的社會，對於這樣的工作者，應該保有他們完成其工作的足夠資產，使他們能自由地埋首於研究而過一種免於物質匱乏之虞的生活。」
～摘自《居禮夫人傳》，頁400-401

正當居禮夫婦開始被世人肯定，繼續熱愛的研究工作之際，1906年，居禮先生47歲因交通事故意外身亡，這對年僅39歲的居禮夫人是多麼殘酷的打擊，一位全心全意摯愛的科學知己，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侶竟然猝然離世而去，居禮夫人遭受喪偶之痛必須單獨扶養小孩，又必須繼續維持熱愛的研究工作，我們從她的愛女依芙‧居禮所寫《居禮夫人傳》中可以讀到字字血淚和椎心之痛的親情。令人熱淚盈眶深受感動的是偉大的居禮夫人沒有倒下，她繼承了先生的大學教職，再接再厲潛心研究，於1911年，44歲時再獲諾貝爾化學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時，她更組織「放射能治療」的團隊投入傷患的服務，更於1918年大戰結束後，目睹祖國波蘭的獨立；1934年67歲時，她所指導的長女伊蓮與女婿卓利歐發現「人工放射能」，而於次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這是人類科學史上多麼動人的貢獻。居禮夫人最後因長年從事放射性物質研究，受到放射能物質傷害而患白血症，她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和一輩子的努力，留給後人永遠的追思和懷念，她是最傑出偉大的放射能研究者和女性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