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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2日 星期二

菲律賓國父─何塞‧黎剎(Jose Rizal,1861-1896)

by林衡哲


文藝復興型的和平主義者

黎剎是一位專業的優秀眼科醫師,同時也是文藝復興型的人物,他是亞洲第一位主張和平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在這方面,印度的甘地(1869-1948)和台灣的蔣渭水(1891-1931)都是他的精神後裔;至於生在同一時代的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1866-1925),則是主張武力革命的先驅,在這方面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是他的精神信徒。

在亞洲近代四位革命家中─黎剎、甘地、蔣渭水和孫中山以黎剎的才氣最高,他精通十幾種語言,他不但是眼科醫師,他也是小說家、詩人、畫家、雕刻家、擊劍高手、演說家、科學家和教育家等,雖然只活了短短的35年,由於他的善於分配時間,他在每一項專長領域都有傑出的表現,孫中山的九次革命起義武器都是槍、礮和子彈,而黎剎的革命武器則是他的詩和二部小說。


在這四位亞洲偉大的革命家中,以黎剎死的最悲烈,充滿了先知與悲劇英雄的形象,他從容赴義,為祖國而壯烈犧牲,在去世前數天,寫下了人類史上最動人的愛國史詩:「別了,我的祖國」。他35歲就死在西班牙統治者的槍桿下,他用思想啟蒙、小說與詩,所播下的革命種子,終於在犧牲後二年,獲得了歷史性的成果,結束西班牙三百多年的獨裁統治。


出身於富裕家族


何塞‧黎剎在1861年6月19日一個充滿月光、浪漫氣氛的夜晚出生於菲律賓拉古那省湖邊小鎮卡蘭巴(Calamba),因為出生時他的頭太大了,母親差一點難產而死,出生三天之後,他在天主教堂受洗,主持受洗的神父叫科蘭堤斯(Rufino Collantes),並由黎剎家的好友兼同鄉卡薩納斯(Pedro Casanas)擔任教父。何塞(Jose)的名字,是他母親取的,因為她很崇拜基督教聖人聖約瑟夫(St. Joseph),在受洗時,科蘭堤斯神父告訴他家人說:「好好照顧這個小孩,有一天他會成為偉大人物」,果然他的話成為先知式的預言。


黎剎的父母


黎剎父母共生了11個小孩,二男九女,他排行老七,他唯一的哥哥帕西阿諾(Paciano,1951-1930)排行老二,是黎剎的知音,他弟弟被槍斃之後,他參加菲律賓的革命運動,並成為英勇的將軍,革命成功之後,他在伯諾斯市(Los Baños)退休經營農場,活到七十九歲才去世。


黎剎父親法蘭西斯哥‧麥凱洛‧黎剎(Francisco Mercado Rizal,1818-1898)出生於1818年5月11日拉古納省的卑南城(Biñan),他曾到馬尼拉的聖荷西學院學習拉丁文和哲學,他的雙親去世後,他搬到科蘭巴去當佃農,他是一位能吃苦耐勞的強壯而具有獨立思考的人,他話不多但行動積極,他不但身體強壯而且具有英勇的精神,1891年1月5日80歲那一年在馬尼拉去世。黎剎在他學生時代的回憶錄中,暱稱他父親為「模範父親的典範」。


黎剎母親羅娜‧蒂歐羅拉(Dona Teodora,1826-1911)在1826年11月8日出生於馬尼拉,她在著名的聖塔羅莎女子學院受教育,她是一位非凡的女性,擁有精緻文化的教養、文學的才華和經商的能力,同時也俱備司巴達女性的剛毅個性,黎剎提到他母親時總是充滿了愛意:「我的母親是一位超凡脫俗的女性,他熱愛文學而且西班牙話也說得比我好,她會改正我的詩句,而且我研究修辭學時,她會給我很好的教導,同時她也是一位數學家並且博覽群書。」他母親在1911年8月16日以八五高齡去世於馬尼拉。


黎剎的祖先


像一般的菲律賓人一樣,黎剎也是典型的混血兒,在他身上流著西方人和東方人的血統,他有菲律賓土著、印尼人、馬來人以及中國人、日本人和西班牙人的混合血統,他的基因中以馬來血統最濃。


少年時代的黎剎


體弱多病的黎剎,還不到四歲時,就能以母語塔加拉文(Tagalog)和西班文寫下文句和詩。他在父母親藏有超過千冊的大圖書館裡,發現另一片天地,而且他對當地的植物和動物培養出終身的興趣,也迷上了寫生和用黏土或木材作模型。


7歲時,黎剎已經學會母親和一個家庭教師的所有知識,因此他被送到卡蘭巴的學校去上課,沒想到卻在幾個星期之後老師為難地告訴他雙親,學校已無法滿足這個孩子的求知欲。只好送他到距離故鄉八哩遠的小鎮比南(Binan)一間更有挑戰性的學校,這時他對語言的熱愛開始萌芽。他用塔加拉母語寫的詩愈來愈多,還寫了一齣受到大家喜愛的小型喜劇。


他9歲時,便寫了一首頗具革命意味的詩,描述正式承認塔加拉語的必要:「我們的母語像其他語言一樣,有自己的字母和文字;但這些,就像小湖上的船,在季風的肆虐下,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夜裡,早已遇難。」他大膽的文字表現出超齡的成熟,也流露出他將以激起菲律賓人的尊嚴,作為一生的職志。


10歲時,因母親的遭受迫害,更堅定他對抗西班牙人的決心。他母親遭到莫須有的指控,說她企圖毒害她堂弟的妻子。在沒有證據和正式審訊下,就被監禁在省會聖塔克魯斯長達二年半之久,西班牙的教士只是要羞辱這位受過高等教育又廣受敬重的菲律賓人罷了。


11歲時另一件更大的社會悲劇,使得教會開始對黎剎家族起了戒心。1872年1月20日,卡維特島上大約有二百名菲律賓人發動攻擊,殺死數名西班牙軍人。於是西班牙當局誣告教唆者為三名菲律賓教士─伯戈斯神父(José Burgos)、哥米茲神父(Mariano Gomez)和查摩拉神父(Jacinto Zamora)。結果他們三位在盧尼塔(Luneta)遭到斬首的命運。其中伯戈斯神父是黎剎哥哥的老師兼密友,黎剎時常聽到他們二人高談闊論國家改革之必要性。


這段不幸的插曲,對這個家庭有很深的影響。為了保護年幼的黎剎不受當局可能的報復,家人送他到當時菲律賓最有名的學校:馬尼拉的阿庭諾市立學校(Ateneo Municipal)就讀,這時才十一歲的黎剎,不到一個月,就成為班上的領袖(有點像台北醫校時代的蔣渭水)。雖然個子矮小像拿破崙,但每個人都稱他為「皇帝」,黎剎傳作者寇提斯(Austin Coates)說:「似乎任何事都難不倒他,他的天分大部分展現在學業、寫詩、繪畫和雕塑上,而且每一樣都很擅長,因為他精通時間管理的藝術。」15歲時,黎剎以最高榮譽及成績取得文學士學位,此項紀錄至今仍未被這間學校的學生超越過。畢業時他寫道:「再見了,生命中美好又難以忘懷的歲月!再會了,遠去的童年!」


聖多湯瑪斯大學時代(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聖多湯瑪斯大學成立於1611年,是當時亞洲最高學府之一,也是亞洲第一個大學,比美國哈佛還要早。但是本身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親,卻強烈反對黎剎繼續進修,因為她知道她兒子代表西班牙當局最痛恨、最恐懼的人物─有能力有自尊的菲律賓人。於是她哀求說:「不要送他到大學!他已經知道得夠多了。如果繼續求學,只會讓他死於非命。」因為她不願意她的愛兒,像她一樣忍受牢獄之災。但是黎剎強烈的求知欲,不顧母親的反對,在哥哥和爸爸暗中幫助下,於1877年6月進入聖多瑪斯大學,起先他就讀文學院研究哲學和文學,但是第二年當他知道母親的眼睛將會瞎掉時,他就轉到醫學院去準備專攻眼科,以便日後,能夠救助他心愛的母親。


大學時代的黎剎,不但有時間與美麗的姑娘談戀愛,在繁忙的醫學課程外,他每星期都會把時間分配給各個學習科目,並排出時間創作詩歌、雕塑、素描,並從事文學及他隸屬的社團活動。他可以說是身體力行的時間管理大師。


由於他總是毫無忌諱地談論國家大事,所以常被保守的大學教授批評,這些教授告訴他,菲律賓人只有家鄉而沒有所謂的「祖國」,西班牙人才有「祖國」。然而,對自己的想法:菲律賓人的祖國就是菲律賓(這點與當年蔣渭水認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一樣),仍然堅持不懈。


18歲時,他的詩歌(獻給菲律賓青年)在「馬尼拉文藝學會」所主辦的公開競賽中,獲得冠軍。在這篇詩歌中,他寫到所有菲律賓青年都是「祖國最美麗的希望」,這是菲律賓史上首次有人公開表白「菲律賓是獨立的國家」,她有別於西班牙。


19歲時,他的寓言小說《眾神的會議》又獲第一名,但當西班牙獲知得獎者是菲律賓人時,將黎剎由第一名降為第二名(這點類似江文也在日本參加音樂比賽老是得第二名一樣)。同年他的輕歌劇《巴西格河邊上》在阿庭諾劇院公演,也頗獲成功。


20歲時,他為國家盟友皇家經濟學會百年紀念設計的蠟像,獲選為首獎,而且他對雕塑的興趣,也從未減少過。


因表現傑出,不得不流亡西班牙


讀完醫科四年的課程後(成績中上),他決心到西班牙深造,因為他再也無法忍受學校當局的種族歧視和敵視的態度,於是在1882年5月,這位神童變成一個流浪青年,他帶著哥哥和叔叔給的錢和一本表哥的護照,祕密地從菲律賓偷渡到歐洲。21歲的黎剎,於1882年11月3日,進入馬德里中央大學,除了醫學之外,他也同時選修哲學和文學,並且在繁忙的正式課程之外,他也同時在聖‧佛蘭多(San Fernando)藝術學院研究繪畫和雕刻,也邀請私人家教來教他法文、德文和英文,並且熱心地學起劍術和射擊,他對音樂的知識也求知若渴,並不時去參觀美術館和藝廊,廣泛閱讀形形色色的讀物,包括軍事工程也在他研究範圍內,他為什麼要這麼做,表面上他來歐洲是要取得醫學學位,事實上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祕密任務」(Secret Mission):仔細觀察歐洲各國的政府、法律、文化、語言與風俗習慣、工商發展,以便日後把菲律賓從西班牙暴政解放出來後,重大的建國工作打下基礎。


他在馬德里中央大學的三年中,過著司巴達式的生活,常參加菲律賓同學的聚會,在咖啡廳與來自古巴、墨西哥和阿根廷各國的留學生互相交流,他不會把錢花在賭博、喝酒和女人上,除必要的食衣住外,他偶而會買彩券試運氣,但對買書卻很大方,他從舊書店買了不少好書,並建立一間小型的圖書館,他大量的閱讀,看過聖經、美國總統列傳、服爾泰、荷拉西全集、文藝復興史和法國革命史等,但影響他最大的二本書是史篤姆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和尤金蘇(Eugene Sue)的「流浪的猶太人」,這二部書激起他對受壓迫的不幸民族的同情,包括他所屬的菲律賓人。


1884年6月24日,因家裡困難哥哥沒寄錢過來,黎剎破產了,那天早上他沒錢吃早餐,餓著肚子到大學上課,並參加希臘文比賽贏得冠軍,同一天晚上他終於吃到晚餐,因為在馬德里一項國家競賽中,他受邀代表兩位得獎的菲律賓藝術家魯納(Juan Luna)和希達哥(Felix Hidalgo),在著名的英格里餐廳,發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講。他在這篇演說中提到:「對菲律賓而言,一個重要的時刻即將來臨,菲律賓人和西班牙人一樣優秀,西班牙皇室應該改變對待亞洲殖民地的方式。改革的主要敵人並不是當時經歷重大革命的西班牙,而是那些讓菲律賓政治和經濟陷入癱瘓的天主教教士。」


有史以來,這是海外菲律賓人最具煽動性的公開演說,在西班牙和菲律賓都廣為流傳,黎剎也無形中成為流亡菲律賓人最具權威的發言人。這時,他開始創作西班牙小說《別碰我》(Noli me Tangere),措辭強烈地揭露天主教修士的邪惡統治,其影響力和史篤姆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不相上下。


完成醫學博士學位和完成第一部小說創作


1885年,黎剎得到醫學博士學位、哲學及文學的學士學位。他寫信回家時說:「我終於成為醫生了。」接著他到巴黎跟眼部手術的創始者狄‧衛克博士(Louis Wecker)學習6個月後,他認為:「我已經了解如何進行所有的手術了。」之後,他再前往先進眼科研究重鎮─德國海德堡,與來自維也納的貝克教授(Prof. Otto Becker),參與不少專案的研究,並獲第二個眼科醫學博士,也學會先進的眼部開刀手術。然後再到柏林深造,在鼎鼎大名的病理學大師魯道夫‧柏爾喬(Rudolf Virchow,1821-1902)的推薦下,他成為柏林著名的「社會人類學術研究社」的會員,依慣例,他在1887年4月以德語在協會發表了:「塔加拉語的結構和拼字法」,這對一個尚未在醫學上有重要貢獻的年輕亞裔博士而言,是一項不可多得的殊榮。


1887年2月21日,26歲的黎剎在柏林完成他的第一部西班牙文小說《別踫我》,他那時窮得連吃飯的錢都沒有,幸好1886年聖誕節他的好友Dr. Maximo Viola從天而降適時扮演了聖誕老公公的角色,不但借錢給他渡過難關,還花了三百披索,在3月21日出版了二千本《別踫我》,他把這部63章的小說獻給我的祖國─菲律賓同胞。


在故鄉開業6個月


此書出版數個月後,他結束了五年的歐洲留學生涯,於1887年8月8日由馬賽經海路回到他日夜思念的故鄉卡蘭巴,他馬上在當地成立了診所。他的第一個病人就是他的母親,可惜她的白內障尚未成熟,以致無法立刻開刀。他被稱為「德國醫生」,為一群認為復原無望的病人進行手術,並成功地讓他們重見光明,由於醫術高明,生意興隆,到了1888年2月他每月有5千披索的高收入。他用開業所得為年輕人開了一家體育館,把歐洲的現代運動介紹到菲律賓,以運動、劍術和射擊取代鬥雞和賭博的不良習俗。當他不看病時,就素描、畫畫、雕塑和寫作與翻譯,但是他的小說《別碰我》引起了極大的爭論,最後變成了禁書,而他本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脅,為了家人和朋友的安全,以及在國外寫文章也許會發揮更大的效果,黎剎只在故鄉呆了六個月,不得已在1888年2月3日再度出國流亡。


到倫敦研究「菲律賓島史」


他來倫敦住了10個月(1888年5月〜1889年3月),他來此的目的有三個:(1)增強他的英語能力。(2)到大英博物館研究莫嘉(Morga)所寫的「菲律賓島史」。(3)倫敦是對抗西班牙獨裁政權的避難所。


他在倫敦的最大成就是重新編註莫嘉的在1609年出版的「菲律賓島史」,他不但細讀此書,並博覽所有早期的菲律賓歷史,他認為莫嘉的書寫得很棒而且簡單明瞭,他是一位有現代學者素養的探險家,他的文筆忠肯,不會浮誇,每一個菲律賓都應該從此書去瞭解自己國家的歷史。這部由前任最高法院法官兼代理總督,所寫的書中提出有力的證據,證明島上的原住民在西班牙人到達前,就已建立了相當有價值的文明。


當他正在大英博物館埋頭苦讀之際,巴塞隆納的菲律賓人在1888年12月31日成立「團結連盟」,並在1889年2月15日創刊雙週刊「團結報」,黎剎被公推為「團結連盟」的榮譽主席,並開始為「團結報」寫出最叫座的專欄。在一篇最先見之明的論文〈下一世紀的菲律賓〉中,他就日益高漲的民族意識提出預警。論文結尾他提出迫切的呼籲:「西班牙!難道有一天我們必須對菲律賓說,妳對她的痛苦置之不理,如果她要獲救,必須全憑一己之力嗎?」這是有史以來首次,黎剎預言菲律賓未來脫離西班牙的可能性;同時他又鼓吹菲律賓在西班牙國會應有代表權。由菲律賓教士取代西班牙教士,創建非宗教性的公立教育體系、集會及言論自由、菲律賓和西班牙人的平等地位等重要議題。


開始創作第二部小說:「革命黨人」


1889年3月19日他帶著無數美好的回憶,告別他的倫敦情人Gertrude Beckett,第二度來到即將在5月6日舉行「世界博覽會」的花都巴黎,後來因為巴黎生活費太高,並想避開社交生活,專心創作他的第二部小說:「革命黨人」(Elfilibusterism),他在1890年1月28日搬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去。在巴黎的10個月,他最大的成就是在1889年冬出版莫嘉的「菲律賓島史」註解版,並在短期內組織三個旅法菲律賓人的社團:Kidlat Club、The Indios Bravos和The R. D. L. M.。「Kidlat」泰格勒是「閃電」,主要是「世博會」期間的社交團體,第二個團體「勇敢的印地安人」是在「世博會」中北美的印地安人以自己的文化傳統為傲,因此黎剎也希望菲律賓人增加自己的智識與體力,讓外國人看得起我們。而R. D. L. M. Society則是「馬來文化復興」之意,促進菲律賓人在科學、藝術和文學各方面的進步,類似蔣渭水當年的「台灣文化協會」。


1890年1月28日他離開花都巴黎,抵達布魯塞爾過最簡樸的生活,專心投入第二部小說的寫作,並替「團結報」寫了不少文章,這時故鄉傳來了壞消息,他的家人不斷受到西班牙政權的迫害,於是黎剎開始做返國的準備,他不能忍受他在布魯塞爾寫書而家人和親戚卻因為他的言論而受到迫害,這時他創作一首詩:「給我的繆司」(To my Muse),表白他這段期間他內心的痛苦與掙扎。


1890年8月他由比利時到馬德里,想透過法律途徑替他家人和故鄉農民伸張正義,但是他找了很多有力人士也沒有用。8月19日他組織的「流亡者宣傳運動」的戰友Jose Panganiban去世了,他寫了一篇偉大的詩悼念他。12月他接到訂婚已11年的故鄉老情人雷諾爾‧魏貝拉(Leonor Rivera)寫信告訴他:「受母親之命,我必須嫁給一位英國人,乞求您的原諒。」這時黎剎的心幾乎要破碎了。再加上他與「團結報」的創辦人畢拉(Del Pilar)意見不合,他在1891年2月他放棄了流亡組織的領導權,同時也退出「宣傳運動」的組織,不再為「團結報」寫文章。


他第一次來馬德里渡過了3年愉快的大學生涯(1882-1885),但是這次來馬德里他卻經歷了人生最痛苦的6個月(1890-1891)。


他在1887年開始寫的第二部作品,終於在1891年3月29日他離開比爾里茲前夕,完成了「革命黨人」的初稿,最後於1891年9月18日在比利時大學城傑恩特(Ghent)正式出版,那時正是他最窮困的時候,幸好在巴黎的好友班秋拉(Valentin Ventura)適時寄一筆鉅款讓他印書及生活費,否則他差一點想把此書燒掉。此書比第一本書,更有批判的深度,小說的技巧也更成熟。在此書中黎剎暗示,如果民主的改革走頭無路時,武裝革命可能是讓社會轉變的唯一方式,他把此書獻給卡維特起義的三位菲律賓教士。這本被簡稱為《Fili》的小說廣為流傳,使黎剎贏得「菲律賓意識型態之父」的地位,而這二部小說被稱作菲律賓民族主義的聖經。


在香港成為眼科名醫


此書出版後,黎剎這位勇敢的改革者得到一個結論,長期居住國外無法讓他的國家激出改革的火花,因此他宣告:「戰場就在菲律賓」,於是他帶著6百本小說,於1891年10月18日他告別他稱為「自由之土」的歐洲。11月20日他抵香港時,摯友巴沙(Jose Ma. Basa)來迎接他,並且幫忙他設立眼科診所,1891年的聖誕節是黎剎一生中最快樂的聖誕節,因為他的父母親、哥哥、三位姊妹及妹夫都從菲律賓來香港與他團聚,在香港7個月中,他不但成為香港的眼科名醫,而且遠離西班牙當局的迫害,在英國殖民地過著自由快樂的生活,而且他替他母親開刀,讓她重新恢復閱讀與寫作的能力,更證明他醫術的高明。菲律賓眼科名醫奧肯普(Dr. Geminiano Ocampo)說:「如果黎剎專心作眼科醫生的話,相信他會成亞洲最傑出的眼科醫生之一,因為他具備了所有成為理想的眼外科醫生的條件。」


到了1892年5月雖然他在香港過自由自在免於恐懼的生活,並且收入也不錯,但還是下決心返回祖國,理由是(1)想與迪斯普耶(Despujol)總督討論香港殖民地的事情,(2)在馬尼拉成立「菲律賓同盟會」,(3)有人在馬德里攻擊他,說他在香港過安逸的生活,不想回去了。但是黎剎的親友都叫他別回去,他的妹妹千里達說:「您一回來這裡,他們就會馬上殺您。」但是黎剎已經視死如歸,他說:「如果我的死會結束您們大家的痛苦,我會死得很快樂。」於是他寫了二封密封起來的遺書(一封給他的父母兄弟朋友;另一封信給他的菲律賓同胞)。交給他的朋友馬奎斯醫生(Dr. Marques),就在1892年6月21日啟程返國,6月26日他和妹妹終於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國土地:馬尼拉。


雖然受到政府的監視,他仍在7月3日創立「菲律賓同盟會」(La Liga Filipina),黎剎在香港已寫了同盟的成立目標:


1、 把菲律賓所有的島都統合成為一體。
2、 彼此互相幫忙與照顧。
3、 反抗任何暴力和不公。
4、 加強教育、農業、商業的改革。
5、 研究改革的方法和技術。


雖然這個組織以團結菲律賓人為目的,他所做的努力是改革性質的,而不是分裂的,但在西班牙總督及天主教教士的眼中,提倡改革即等同於叛亂,於是在成立後的第3天7月6日,他們以誣告他藏非法宣傳品為理由逮捕了他,7月14日就放逐到民達那峨島南部的偏遠小鎮達必丹(Dapita)。


達必丹四年的放逐生涯(1892.7.17-1896.7.31)


隨後的4年13天,他被放逐到世界上最荒蕪的地方之一,他剛到那兒時,寫信告訴他的家人:「這個鎮很悽慘,真的很悽慘。」但是1892年9月21日他意外贏得彩券6千2百坡索之後,他利用這筆錢,買了地,建了房子,並開始成立學校和小醫院,並讓這個貧窮的小鎮,逐漸地現代化起來,因為在阿廷諾時代他學過測量技師,他沒有用政府的錢,就自力替達必丹小鎮建立了乾淨的自來水系統,後來連美國水利工程師卡美隆(Mr. H. F. Cameron)就讚美說:「黎剎在資源那麼少的環境中,創造那麼完美的飲水系統,令人驚嘆。」然後他利用英國病人給他的5百坡索,替達必丹設計了燈光系統,這是菲律賓第一個有燈光系統的城市,連首都馬尼拉到1894年才開始有燈光出現。


他又與Sanchez神父發起美化城市的運動,他開玩笑說:「我要讓達必丹媲美歐洲最美的城市。」結果他果然把市中心的教堂附近做了成功的美化工作。


黎剎本來想在香港成立現代化的學院,但並沒有實現,現在這個理想終於在達必丹實現了,學生最多時有21位,不收學費,以工作代替學費,把歐陸現代化課程引進菲律賓,培養學生愛大自然、愛工作以及培養紳士的風度,是他最大的教育目的。


他有永不停止的求知慾,因此他經常和歐洲知名的社會人類學家、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通信,收集前所未知的植物和動物持續進行科學研究,他發現三種稀有的動物品種:一種蜥蜴(Draco rizali)、一種甲蟲(Apogonia rizali)和一種青蛙(Rhacophorus rizali),這三種動物均以他的姓氏命名。


同時他也以藝術的創作對抗他的憂鬱症,他完成了不少雕塑精品,包括《普羅米修斯之縛》和《超越死亡的科學勝利》,他為他心儀的一位阿庭諾學院的教授塑像,在1904年美國聖路易博覽會中,贏得金牌獎。


在流亡歲月中除了做農夫、老師、科學家和語言學家(這時他已懂得22種語言)、雕刻家外,他還發明每天製造6千磚塊的方法,並成立「達必丹農民合作社」,以避免中國商人的壟斷。


母親和妹妹曾來達必丹與他同住一年半,她的眼睛被他兒子開刀治好了,於是她回馬尼拉後,要黎剎寫一些新的詩給她欣賞,他重拾舊筆,再寫下他一生詩作的精品:「我的隱退」(Me Retiro),描述這四年流亡的心情。


當白天的工作結束之後,晚上孤寂的黎剎常會想起他的家人、歐洲的好友,回憶起童年和留歐的快樂時光,已嫁給別人的老情人蕾貝拉在1893年8月28日去世的消息,更增加他內心的空虛感,他需要有人在這孤獨的流亡歲月中,給他打氣,讓他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果然上帝呼應了他的祈求,一位天使般的勇敢少女約瑟芬‧布烈肯(Josephine Bracken)適時跟著她的養父陶孚先生(Mr. Taufer)出現在黎剎眼前,這位18歲長得很甜美、個性優雅活潑的愛爾蘭裔少女,1876年10月3日出生在香港,母親因難產而去世,因此富有的陶孚先生認養了她,陶孚在香港時曾是黎剎的病人,現在因眼睛全盲沒有人可以治癒他而帶著養女千里迢迢來給黎剎看病,而黎剎卻與約瑟芬一見鍾情,馬上陷入情網,過去黎剎雖然有過無數次的戀愛,但是想結婚的念頭卻是第一次,可是天主教的神父歐巴哈(Obach)卻不敢給他們證婚,因社霧的主教不同意,除非黎剎聲明放棄他的政治理念,因此黎剎和約瑟芬只好手牽手在上帝面前自行婚禮,婚後是黎剎最快樂的時光,可是約瑟芬生了僅活了3小時的八個月早產兒卻令他悲哀。


當黎剎正為他早夭的愛兒哀傷時,菲律賓的天空也逐漸籠罩在革命的黑暗氣氛中。1892年7月7日在平民英雄波尼費希歐(Andres Bonifacio)領導下,成立秘密的革命團體叫「卡提普南」(Katipunan),這個組織在1896年5月2日在巴席格(Pasig)市祕密開會,決定派Dr. PioValenzuela帶一位盲人Raymundo Wata到達必丹去見黎剎,告訴他武裝革命的計劃,6月21日皮歐博士抵達必丹,起先他與黎剎聊得非常愉快,但是一旦提到波尼費希歐的流血革命計劃時,黎剎馬上站起來反對,因為他認為革命的時機尚未成熟,而且必要的武器和金錢也不夠,他更反對他們想用武力來救他出來的計劃,因為他必須信守當初他對西班牙當局「不逃跑」的諾言。


因此1896年8月底,菲律賓人發動武裝革命時,雖然黎剎之前不斷地告誡他的同胞,要以和平的方式改革,不要使用武力,但卻事與願違。為此他寫道:「我憎恨這種罪惡的方法,也絕對不會參與其中,對於被矇騙而參與革命的同胞們,我深深地感到遺憾。」


在「卡提普南」黨人未接觸他之前,歐洲知己布魯門特里德就建議黎剎去黃熱病流行的古巴做軍醫幫忙西班牙軍人和古巴人民,黎剎於是馬上行動,在1895年12月17日寫信給巴倫科總督(Ramon Blanco),要去古巴做軍醫的決心,但是當局對他的人道關懷置之不理,直到1896年7月1日總督才來信接受他做軍醫的要求,黎剎收到此信已經是7月30日,告訴他說,他將先赴馬尼拉,再去西班牙,再由國防部派他到古巴當軍醫。


這時黎剎非常高興,他可以重獲自由,再度出航到歐洲與古巴,因此他又創作了一首名詩:「旅行者之歌」。


最後的一次出國


1896年8月26日波尼費希歐和他的革命黨人在馬尼拉附近起義後的1週,1896年9月3日,他坐郵輪航向巴塞隆那,這是他最後一次出國。9月7日抵星加坡時,他的朋友馬尼拉的工商鉅子Don Pedro,勸他留在星加坡接受英國法律的保護,他的幾位住在星加坡的好友卡謬(Don Manual Camus)也勸他留在星加坡以保命,但黎剎信守他對巴倫科總督的承諾,他沒有聽從這些好友的勸告,但是巴倫科總督方面,卻沒有信守承諾,他暗中勾結國防部長和殖民部長把黎剎視為危險的敵人,必須擔起菲律賓革命負責,並暗中設下圈套,要捉他回國,即使9月28日船上有位乘客告訴黎剎他將被捕,他還是不敢相信他會被捕,10月3日船抵巴塞隆納,黎剎馬上變成階下囚,抓他的人正是讓他流亡四年的前菲律賓總督狄思普耶將軍,目前他是巴塞隆納的軍區司令,這種歷史的巧合有時比小說還要神奇。狄將軍跟他聊了15分鐘,告訴他將在10月6日晚上8點坐「科隆號」遣送回馬尼拉,這時黎剎對西班牙政府的背信感到震驚,他在日記中寫道,自己從未策劃反叛皇室。最後他寫了一段給上帝的禱詞:「您所作的一切,我都誠心服從。」


烈士的最後審判


在返國途中,他的國際友人知道黎剎蒙難,特別在星加坡請一位英國律師Hugh Fort企圖控告西班牙當局非法逮捕黎剎,並要求在星加坡釋放他,可是主判官科克(Loinel Cox)卻認為「科隆號」是西班牙軍艦,他無權干涉而失敗了,終於1896年11月3日,黎剎帶著手鐐腳銬被押回馬尼拉,並監禁在聖地牙哥堡的大牢裡。


1896年12月26日,軍事法庭以誣陷的煽動革命罪名,判他有罪,並稱他為「菲律賓暴動主要策動者的實際首腦」。二天後,他被判死刑。


在死刑之前12月15日,黎剎還發表一篇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停止流血的革命,並用教育和勤勞的方式爭取國人最後的自由。12月28日新任總督無情的Polarieja正式宣佈判他死刑,並將在12月30日早上七點在魯納塔公園的巴古姆巴園運動場(Bagumbayan Field)執行槍決儀式,而這位總督也無形中成為菲律賓史上遺臭萬年的人物,因為他下令槍殺了一位永恆的愛國烈士─黎剎。


生命的最後一天


1896年12月29日早上七點開始,不斷有親朋好友來獄中看他,但是在中午12點到下午3點半,寫出了他那首不朽的史詩:「永別了,我的祖國」然後放進酒精煮爐中,這是法國摯友魯納(Juan Luna)夫人在1890年時送給他的,然後同時也給他生平最好的朋友布魯門特里德以德文寫訣別書:


「我親愛的兄弟,當您收到此信時,我已死去,明天7點我將被槍斃,但是我是無辜的,因叛變之罪與我無關。我將以平靜之心面對死亡,別了,我最真摯的朋友,不必為我哀傷。寄自聖地牙哥堡,1896年12月29日,何塞‧黎剎敬上」。最後也給家人寫信。


下午四點母親和妹妹千里達來看他最後一面,他乞求母親原諒他,他們三人抱在一起哭泣,最後黎剎把酒精煮爐交給千里達,並以英語悄悄告訴她說:「裡面藏有某些東西」,也就是那首這位英雄最後也是最偉大的菲律賓文學史上的無價之寶:「告別了!我的祖國」,他妹妹成功地把它偷渡出來。


晚上八點他吃完最後的晚餐後,他告訴負責執行死刑的Dominguez上尉,他原諒他的敵人,包括判他死刑的軍事法庭的法官。


12月30日5點半他吃下他在地球上的最後早餐後,分別寫二封信給他家人和哥哥。之後他的新婚夫人約瑟芬‧布烈肯跟他妹妹約賽法(Josefa)來看他,黎剎最後一次擁抱他心愛的妻子,並送她最後的禮物─一本宗教書,湯瑪斯‧肯匹士神父(Thomas Kempis)所寫的《基督的模仿》(Imitation of Christ),他在書上簽名:「給我親愛的不快樂的妻子約瑟芬。1896年12月30日,何塞‧黎剎」。


早上6點軍人吹起死亡進行曲,黎剎匆忙寫完最後二封分別給父親和母親的信之後,6點30分,號角從聖地牙哥堡吹起,黎剎儀容整齊地準備從容就義,當他經過母校阿庭諾學院前面時,他問神父那是阿庭諾學院的高塔嗎?神父回答說:是的,最後黎剎平靜地走到巴格姆圖運動場,面對馬尼拉的海灣的草地上,他站立著,向十字架做最後的親吻,並要求槍手正面開槍,但是他的要求被拒絕了,上尉仍堅持從背面開槍,因此黎剎只好面對海洋,這時西班牙軍醫Dr. Felipe Huiz Castillo要求量他的脈膊,他同意了,醫生驚奇地發現黎剎的脈膊是正常的,表示他已不畏懼死亡。


1896年12月30日早上7點03分,一代英雄終於死在西班牙獨裁者的槍桿下,他在世的時間只有35年5個月又11天。


烈士死後的哀榮


黎剎死後,菲律賓人卻活了起來,千百個島上的所有菲律賓人都團結起來了,在這個多樣風貌的島國,菲律賓民族主義第一次成為8百萬居民共同的呼聲。


可憐那些沒有遠見的西班牙人,他們無視歷史不可阻擋的潮流,他們殺了黎剎,不啻是預告一個獨立國家的基礎已經形成,正如一位偉大的菲律賓詩人Cecilio Apostol所說:


「他是被束縛的國家底救世主,
在神祕的墓園裡,不必為他哭泣,
也不必在意西班牙人短暫的勝利,
雖然一顆子彈摧毁他的腦袋,
可是他腦袋所產生的思想,
卻摧毁了西班牙帝國的統治!」


透過黎剎的作品,激起了菲律賓民族主義的浪潮,為菲律賓未來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基礎,他的一生證明了:「筆比刀劍更有力量」。這位多才多藝的天才、作家、醫生、科學家和政治烈士,已經成為菲律賓獨立建國史上,永恆的英雄人物。


而他獨立建國的理想,在半世紀之後的1946年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當天,由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特派大使在黎剎的雕像前宣讀了菲律賓獨立宣言,他的美夢終於成真。


(2010年6月8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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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村
民族英雄扶西‧黎薩博士

近幾年來,屢次在報章上看到華裔稱呼民族英雄扶西‧黎薩博士為「國父」,似是而非,毫無歷史根據。
扶西‧黎薩博士(一八六一─一八九六)菲律濱人愛國意識高漲的先驅,生平竭力表達菲律濱人的智慧與道德觀念,跟當時高高在上的西班牙統治者誓不兩立。少年時代即頭角崢嶸,鋒芒畢露,攻讀哲學,旁及美術,後因母親眼疾改唸醫科。嗣後遠渡西班牙和歐洲深造與執教,兩部著名小說即在這期間付梓。
一八九二年返抵國門,即開始推動改革運動,觸怒西班牙執政當局,旋遭逮捕,放逐至邊疆民那蘭島西南的拉必丹墾荒。一八九六年,菲律濱革命爆發,扶西‧黎薩博士恰正隨軍開赴古巴途中,本擬擔任醫藥職務,但西班牙政府飭令遣回,羈押候審,被控以文字煽動叛亂罪起訴於軍事法庭,雖無直接連繫串通證據,軍事法庭仍然裁定罪狀成立,將其判處極刑,於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從容殉難於侖禮沓公園。就刑前夕完稿的史詩《我的訣別》藏於油燈內,由其妹取出公諸於世。
或許有人欲將扶西‧黎薩博士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相提並論:兩人確有相似之處,同是醫生,皆是早年出國,見識外面遼闊世界的碩彥之士,都將拯救國家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艱巨任務引為已職。有趣的是兩人均經歷多采多姿的感情生活,扶西‧黎薩博士尤為奔放絢爛。
扶西‧黎薩博士才華橫溢,素以個人魅力見稱於近代菲律濱史冊,迄今無人能出其右。孫中山先生獻身國民革命四十年,領導同志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創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中華民國。其宏觀深慮的政治學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舉世推崇,在這一方面,扶西‧黎薩博士恐難望其項背。
扶西‧黎薩博士從未計劃成立一個新的國家,更遑論從政念頭,當年的政治氛圍,殖民地主義橫行,使他毫無機會涉足政壇,他亦無意組織武力團體對抗政府,僅選擇較為溫和的言論著述,呼籲政府改善人民苦况。他的兩部小說巨著:《社會毒瘤》與《貪婪的統治》皆以揭露官吏與天主教神甫的醜惡嘴臉,欺壓老百姓的殘暴手段為主題,在菲島引起強烈迦響,為政教所忌,終被拘捕囚禁。
史實證明:扶西‧黎薩博士是華裔,在他生前,或許由於環境與信念所致,從未承認自己是華裔,偶然甚至出現排華言論。根據官方頒佈文件,扶西‧黎薩博士毫無疑問是民族英雄,當之無愧。此間華裔尊稱他為國父,那另當別論。但是菲律濱政府從未將他定位為國父。